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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第5页）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习惯于否认真相的世界，各个阶层都存在腐败和困惑。

要不断地反驳对方，靠的不仅仅是智慧。

其间便存在问题：双方可以坐下来聊些无关痛痒的趣事，而一旦学术上对立的双方所讨论的证据使其自身的正确性受到怀疑时，双方都不会考虑对方的观点。

多年来批评者一直认为，阴谋论者的地位总是被自我保护的。

换言之，批评者相信，将阴谋论者边缘化，是秘密机构的有意安排，这样，阴谋论者在面对外界的挑战或官方的否认时，只要用万金油式的回答“好的，你可以这么说，不是吗”

来进行反驳，就将自己保护了起来。

然而，学术界应该对此感到惭愧，因为阴谋论者采用了与学术界同样的自我防卫机制。

一旦打破目前的僵局，我们一定能找到中间地带。

帮派中的帮派

即使在同一个团队中，同级之间也很难达成共识。

困难之一便是同僚间的敌对意识。

和其他领域相比，这一现象在阴谋研究领域更为突出，那些对全球阴谋论持极端观点的人会批评比他们表现温和的同僚为“托儿”

或者“反面派”

。

他们无法容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并报以敌对态度。

这样的做法限制了他们接触更合逻辑的观点，因为这些论点往往会挑战他们固有的观念。

这也会使他们把原来认为的同盟者塑造成另一个“敌人”

，创造一个没有宽容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除了两极分化，再多的洞察力都是多余的。

心理学家通过观察他们这种自断退路的做法，对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正是少数人大张旗鼓地宣扬，让探寻真相的行为背上了恶名。

盲信导致派系间的内斗，常催生出极右的阴谋思维。

比如，那些相信“新世界秩序”

的阴谋来自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不久便会对那些对“新世界秩序”

的持开明态度的人失去耐心。

他们对可能提出质疑的同伴残忍地进行攻击，公开指责不完全靠向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一边的人，称他们生活在“犹太人反诽谤联盟”

的恐惧之中；或者他们走得更远，组织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等类似的机构。

狭隘地拒绝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信仰，反而为戴维·阿罗诺维奇这样的媒体人添加了几分悲剧色彩。

戴维常常因为对阴谋论者的报道失实（尤其在他的《巫毒教史：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阴谋论》一书中）并错误地指控说大多数真相探求者天生都是反犹分子而官司缠身。

内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源于超自然与地缘政治间的争论。

有些真相追求者乐于接受外星人入侵理论（见第七章），把它看成是掩盖事实和全球政治战略的可能动机之一；而另一些人则坚信存在强大的秘密组织，它们神秘地支撑着“新世界秩序”

计划（见第八章）。

但是，无论是那些希望通过揭露诸如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真相从而获取公信力的人，还是那些希望在维护政治的基础上彻底调查的人，都害怕神秘的猫头鹰仪式，或担心外族血统将渐渐渗透到精英统治阶级的血液中。

同时，九一一事件的真相研究者——提供了似乎是真实的阴谋推测——反过来会发现自己和一小部分阴谋论者争论得不可开交，阴谋论者坚持认为撞向大厦的飞机实际是全息图，又或者此次的恐怖袭击中运用了秘密的能量技术，才使得发射塔得以摧毁，等等。

这种说法造成了内部意见分裂和摩擦，尤其是对传统科学家来说，这样的言论已经危及他们的社会公信力，只有他们才能让民众重新产生信心。

有人反驳道，在真相缺失的情况下，所有的可能性，不论多么离奇，都会被认为是真相。

但那些希望得到主流社会哪怕一点点认同的人，使他们披露阴谋的努力蒙受了恶名，由此造成了公众的混乱，这便使局外人对真相活动家产生了怀疑。

即使在地缘政治思想家的眼中，敌人也分几等。

在伦敦举行的“2011年国家和企业反民主罪行会议”

上，开放式座谈小组中出现的情况，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