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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什么是（第6页）

上，开放式座谈小组中出现的情况，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当一位坚定的政治活动家蔑视另一位冒险激进的“光明会”

（“新世界秩序”

的重要的阴谋产物）的座谈小组成员时，内部瞬间就产生了矛盾。

那些敢于提到外星人计划的人都无疑已经偏离了前提。

这些存在于寻求真相群体内部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阴谋论的大框架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人，当发现有些言论偏激得让人难以忍受时，有人就会进行拼命反击。

遗憾的是，现在任何对现状提出的质疑，在外界眼中都混为一谈。

直到有一天，任何结论在阴谋论者内部得到尊重认可时，才会产生一个快速解决的方案，但是发展到那个程度似乎还很遥远。

学术摩擦

如果有小派别出现在真相追求者中，那么，他们之间就肯定会出现相互排斥，冲突也会出现在这个争议颇多的领域的学者中。

比如，已故的哈佛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约翰·麦克，只要他完全进入纯粹的人格分析领域，沉浸在倾听一些人讲诉被外星人绑架的经过时，他的学术活动是安全的；但是，每当他用催眠术来唤醒被试者模糊的记忆时，虽然他解释说，许多被测试对象只是单纯地转达对他们来说完全真实的经历（麦克自己都觉得很惊奇），无论这些事情是真实还是幻觉，马上就会遭到反对的声音，有人甚至要求他“下课”

。

1944年，哈佛医学院院长设立了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研究方法，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工作。

但这件事让那些想钻研其他案例的学者得到了教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4年，迈克在伦敦街头被一位酒驾司机撞死——制造了一个全新的“谍网迷魂”

②（思想被控制者）式的阴谋论，这似乎暗示着麦克已经接近事实真相，而当权者因为害怕真相被披露，而事先将其谋杀。

另一位教授，美国的物理学家史蒂芬·琼斯，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调查九一一袭击事件（见第六章），他质疑世贸中心居然离奇地完全摧毁，2005年，他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美国世贸中心大厦怎么就坍塌了》，之后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会上他认为内部的易燃易爆物品一定在事先搬运到了楼底。

此言一出，琼斯很快就受到杨百翰大学的停职处理。

之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个人权利教育基金会两家机构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他们对这位堪称权威的专家所运用的技术手段以及信仰产生了怀疑。

尽管琼斯再也没能回到他的工作岗位，而且2007年被迫提前退休，但是他拒绝承认错误，并且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找到一些学者，组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机构，还九一一事件一个真相。

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也给那些决意将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有坚实的实证依据——公之于众的学术界人士，带来沉痛的警示意义（受到牵连，琼斯为自己的能量技术理论也因此被世人否定而备感沮丧）。

不言而喻，学术界达成了一种共识，即特定的界限是永远不可逾越的，内部必须要保持一致。

这样，学术界就可以像极端主义阴谋论者那样，确保任何事都威胁不到自己领域内的任何地方。

选择挑战规则的人，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便是，任何想要背离内部的人，都会受到排挤，并且会像琼斯、麦克等人一样，被贴上“异类”

的标签。

而那些对圈内疯狂批评无动于衷的阴谋研究者，和那些看透了根本不可能得到主流尊重的阴谋论者，由于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持不同意见者，所以，在强大外界压力面前，他们至少会感觉轻松一些，因为他们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

另一方面，学术界永远活在担心自毁名声的恐惧中，同时，也在是否将挑战同行偏见的真相公之于众的犹豫中备受煎熬。

而根据历史记载，往往是那些“异类”

把人类文明推向历史的前方。

证据，而非信念

真相探索者常常会反驳那些提及阴谋论的人，说“这不是阴谋推论，而是事实存在的阴谋”

。

这句话在技术层面上来说是成立的（例如九一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阴谋，无论它是基地组织的罪行，还是秘密的“内部计划”

），但这种防御性的声明仅来自观念上的推断，并非一定正确。

这只能说明真相探索者高度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对那些认定他们有妄想症的人来说，这种信念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缩小差距的办法。

以备受赞誉的“科学方法”

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一个阴谋进行论证时，靠的只有证据，而不是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