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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九一一之后发起的“反恐战争”

，使恐惧感和爱国主义在许多领域都黯然失色，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长期建立起来的公民权利，催生了具有多米诺效应的一系列中东战争，极大破坏了人们对政府的敬畏之情，而且情况愈演愈烈。

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奥萨马·本·拉登已经被官方确定为九一一案的主犯——虽然一直都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但是阿富汗战争旨在将他绳之以法，并且要削弱来自基地组织恐怖的危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合理性。

但是当战争以很牵强的理由向其他国家扩展的时候，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伊拉克——一个无疑由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国家，在2002年前后，陷入了战火之中，文明受到了严重威胁，人们开始普遍感到不安。

事实上，所谓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说法几乎站不住脚。

人们觉得，发动这次战争的主要因素是石油和西方帝国主义，而不是对恐怖主义的担忧。

阴谋理论家们也再次从中闻到了“世界新秩序”

计划的气味。

在世界各地，反对入侵伊拉克的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规模之大，已经多年未见，因为这样，所以显然需要提供更多的理由，以说服民众。

仅仅是侯赛因反人权的统治这一理由还不够，企图创建美好世界的愿望也未能操纵民意（有很多其他的没有石油的国家受压迫的情况更糟），于是，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便开始寻求老套的手段——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吹响了战争的号角。

这一次为了避免再用伪装事件，他们捏造了一个“情报”

（现在看来有点无耻），声称有情报显示萨达姆准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45分钟时间内就可以部署打击西方国家，可能是化学武器，也可能是核武器。

至于这个证据，对于民众来说当然非常敏感，所以不能公布。

但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已经足够改变美国和英国民众的看法了，因而赞同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场战争到2003年3月已经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这场导致几千人（大部分是伊拉克人）伤亡战争的结果却令人沮丧，使战争本身黯然失色。

几乎连一个使其恢复重建的计划都没有制订，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充满内讧的蛮荒之地，战后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疾病、饥饿和宗派混战。

许多研究“世界新秩序”

的理论家认为，这掩盖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建立一个软弱的伊拉克政权，这样就可以在该地区更自由地实行宏伟的“世界新秩序”

计划。

无论是真的无能还是预先设计好的，让公众大为震惊的是，随着对“解放”

后的伊拉克进行认真仔细的调查，人们逐渐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对伊战争的主要借口——并不存在。

更糟糕的是，人们很快发现，当时那些重要情报是编造出来的；更可笑的是，它是来自互联网上某个学生为了哗众取宠的一篇论文。

托尼·布莱尔和他的首席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似乎要对事件负主要责任。

最终以情报失误为由将这个事件搪塞过去，但是很少有人对此买账，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这次战争造成的破坏实在代价太大，而且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言。

甚至在濒临战争的时刻，有些知名度很高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还在试图暗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不可能存在，其中有个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叫戴维·凯利博士，还曾经到BBC电台表达了他的担忧。

可是布莱尔政府攻击凯利，说他与此事毫不相干，结果凯利不堪其辱，不久就自杀身亡了。

事情果真如此吗？大多数人们更相信凯利有可能被暗杀，因为他是一个很危险的而且有发言权的知情人（见第五章）。

显然他们希望有一场战争，不论证据如何，专家的意见也好，投票人的意见也好，能发动战争就行。

尽管现在同情萨达姆侯赛因命运的人不多（他最终被逮到，2006年被伊拉克法律处死），但是赞同布莱尔和布什的人也寥寥无几，这两人在英国被普遍认为是说谎者和战争罪犯。

对于伊拉克战争，它无疑是受到很多人认可的另一版本的阴谋，不管官方调查赦免了多少罪犯。

有关伊拉克的诡计

对伊拉克的战争很可能就是通过欺诈的手段实现的，即使人们知道了也不要感到吃惊，这以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早在1990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那次臭名昭著的战争之后不久，前线士兵之间就开始流传一些关于暴行的消息。

有个消息讲的是一个叫作娜伊拉的十几岁女孩的亲身经历，遭遇很悲惨，这也成为联合驱赶伊拉克军队的主要原因。

1990年10月，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议上做证时，娜伊拉含泪描述了伊拉克士兵如何进入科威特的一家医院，将早产儿怎样从育儿箱中拖出来，扔在地上任其死去——语气令人信服。

娜伊拉的描述产生了广泛的恐惧，西方媒体一致要求采取行动。

几位参议员，当然还有总统乔治·布什，在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时都振振有词地引用了这段描述，这是成为获得公众支持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