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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色彩（第1页）

最早有世纪末”

这个概念，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丹纳的《艺术哲学》。

丹纳说，世纪末的色彩是玫瑰色的。

可是曾几何时，又读刚刚复刊的《世界美术》，在谈到画家弗鲁贝尔时，作者认为弗氏惯用的“紫蓝色”

是“世纪末的色彩”

。

我不知道世纪末的色彩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是玫瑰色还是紫蓝色都很吸引我，我是那种对色彩很敏感的人，正是色彩使我记住了世纪末这个概念。

1999年，世纪末真的到了。

在1997年，香港回归了。

柯受良先生飞越黄河壶口的壮举，也染上了一点世纪末的色彩。

大家努力要兴奋，却兴奋不起来。

所有能够想出来的游戏都已经玩过了。

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患了世纪病，并且已经病入膏肓。

我唯一的本事是逃避。

但逃避其实也是一种自欺。

按照顺时针方向，很清醒地看过去，忽然发现我的生命的片断，都染着不同的色彩，我靠色彩来区别它们，每一个片断所象征的色彩，像是偶然，又像是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秘与宿命，不可理喻。

童年

色彩是我一生的爱好。

最早的理想是做一个画家。

至今我都认为，没有选择画家这个行当是我一生的错误。

我的记忆里充满了色彩：在我出生的那所房子里，有一口很大的镶金嵌银的钟，雕得很精美，钟盘上是罗马数字，钟摆是纯铜的，已经生出绿色的铜锈，但总是走得很准。

我从小睡眠就不好，一点点声音也要睡不着，可那钟摆声音很大，却对我毫无影响，很奇怪。

钟的两旁是笔筒，造型是典型的中国古董，画的却是日本女人，赤着一双脚，那么鲜活的白脚丫，伏卧在绿的草坪上，只有嘴巴一点点鲜红。

那一点鲜红对于我和姐姐们是绝对的诱惑，我们趁着妈不注意的时候，偷着用她的深绛色唇膏，把嘴唇抹得红艳艳的。

童年的色彩是混沌的。

我的童年既快乐又痛苦。

快乐和痛苦都达到了极致，人格就可能分裂。

那混沌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色彩至今仍是我写作时的养分，也是我内心真正痛苦的来源。

我的天性爱吃爱穿爱玩，从小就被妈妈和外婆骂为好吃懒做，这是我们家乡骂女孩子最狠的话了。

我觉着委屈。

因为那时并没有什么好吃的，穿就更谈不上了：永远拣姐姐们剩的穿。

一件红底黑格的小棉袄穿了三个人，本来极鲜艳的红底子传到我这里成了土红色，上面一层洗出来的白绒毛。

妈妈很早就教我做女红：绣十字布，织网兜，钩手袋……并不是做着玩玩的，而是她心血来潮接了居委会的活。

那时真的不懂，一个学龄前儿童每晚绣花绣到十点，怎么还会被冠以“懒做”

之名，于是就难过，就郁郁寡欢，结果就是越发不讨大人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