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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教育教学篇（第2页）

或“照相机式记忆”

呢？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就是如此。

蒲松龄所写的以吞纸灰代替读书，只是这种超一流记忆力的艺术反映。

据说历史上也真有将看过之书付之一炬，自称“已在吾腹中矣”

的，那也是因为记忆力好，故作惊人之举而已。

当然了，于去恶尽管有这样的惊人之举，科举依然没有考中，原因是主管文人命运的文昌帝君，奉命出国参加庆典活动，因而不再进行考官考试，考官依然由那些文盲和贪腐者担任。

这也在向我们展示，教育评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自然是公平，可是作为教育评价的组织者和制定者也需要进行及时的考试，以选拔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育评价的公平性。

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的开头第一篇《考城隍》中，也讲述了关于教育评价的问题。

若说整部《聊斋志异》是一部大型交响乐的话，那《考城隍》就像一支悲鸣的序曲笼罩在整个乐曲的开头，并在后来的演奏中时不时地跳将出来，从头到尾弥漫在整个《聊斋志异》中，揪着我们的心，就是不肯放手，就像命运之神揪着蒲松龄的辫子不肯放手一样。

真可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

看过《聊斋志异》的人都知道，《考城隍》这篇小说，蒲松龄是用第一人称“我”

写的，说这个宋焘是他姐夫的爷爷。

这种写法，在整部《聊斋志异》中也很少见。

《考城隍》所写的这位宋焘，虽然是蒲松龄姐夫的爷爷，但蒲松龄对此事如此关心，可看作是冥冥之中蒲松龄的某种心理折射和命运预示。

宋焘是淄川县的“廪生”

，也就是资深和优秀的秀才。

秀才只有成了“廪生”

，才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每年发给四两银子贴补生活、助其学业。

俗云好事多磨，后来事情终于出现转机，在阴间考中城隍。

在《考城隍》中，阴间的主考官是关帝爷，《于去恶》篇中于去恶最后能被录用，也是因为桓侯张翼德三十年一巡阴曹，三十五年一巡阳世。

这一年正好碰上张翼德来巡视阴曹地府，他把阴间录取的“地榜”

撕碎，名字只保留三分之一，剩下的名额重新阅卷选拔，于是于去恶就被录取，做了交南巡海使。

《考城隍》中的宋焘考中了城隍而拒绝上任，这可以看作蒲松龄对现实中的科举还抱有希望。

于去恶就是死了也要在阴间考个官做，这可以看作是蒲松龄对现实科举制度的绝望。

从拒绝到死考，反映了蒲松龄一段曲折而长久的心路历程。

但同时也体现了蒲松龄对教育评价公平性的呼唤。

蒲松龄从十九岁县、府、道三试第一的少年得志，到后来几十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科举不顺，其实也源于教育评价的前后不一致。

当年蒲松龄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三试第一，录取他的是山东学政施闰章，蒲松龄把一篇题为“蚤起”

的考试题目，运用他小品文的方式呈现出来。

他的文章也脱颖而出，施闰章给他的评价是“观书如月，运笔如风”

。

给予了他当年山东秀才第一名的成绩，这也让年轻的蒲松龄自信满满，踌躇满志。

有人说施闰章发掘了蒲松龄，也堵死了蒲松龄的科举之路。

因为科举考试考的是八股文，施闰章给予蒲松龄高度评价的文章体例是不适合科举考试的，当时科举考试的评价机制是单一的存在，是不允许有其他体例出现的，无论你的文采多么飞扬。

这也让蒲松龄在科举之路上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所以，他能创作出举世闻名的《聊斋志异》，却无缘科考。

我们当今教育的评价机制越来越完善，无论是课堂上的教学评一体化，还是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抑或是对评价者—教师进行的培训与考核，都是在努力改变教育评价过程中的失之偏颇。

我想如果蒲松龄现在还活着，他该为此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