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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尼办展会（第2页）

这里永远是夏天，哪怕是5—8月份，南半球吹来的冷风，气温最低也是31摄氏度。

他们开玩笑说，当地人一年四季有一个裤衩和一根棍子（打野果吃）就能生活。

车子驶进市区，雅加达高楼大厦的繁华和狭小道路平房的窘况共存，偶尔可见铁皮做顶的屋子。

每次航班进城都是在傍晚上下班高峰时间，雅加达交通也显拥挤。

我们初去的年份，马路上还能看到吊在公交车外乘车的，过去只是在印度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破旧的公交大巴上吊着赤膊穿短裤和拖鞋的男孩，任凭车子晃动，一手拉着车把，一手在外摇晃，嘴里吆喝着，似乎很欢快。

在特别拥堵的路段，由于转弯车辆的困扰，往往会出现两三个小伙子出来维持交通，不知是否当地的志愿者。

他们有序地指挥着车子放行和缓行，大家都接受他们的指挥，尤其是指挥转弯车辆行驶后，驾驶员都会伸出手，给他一个500元卢比硬币（相当人民币5分不到），不知是不是当地的潜规则。

后几年，他们的交通有很大改观，再也没看到赤膊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小伙子。

公交车也换成双层的，车门设在上层，人要上坡走去候车，车站很突显，很好辨认。

繁华路段还有公交专用道，有栏杆，半封闭的，一般车辆不能驶入。

马路上基本看不到警察，哪怕是最拥堵的年代，除非出了车祸。

但在我去那的近十年间，似乎记不得哪年看到有警察在维持交通的，也没看到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或许是由于去的次数还少，住的时间还短。

每年，我们的展团从机场到驻地酒店，总是困扰于上下班高峰时的交通拥堵。

有一年，当地的接待单位竟能请到总统警卫车队为我们的大巴引路，总统当时正好出国访问去了。

虽然增加了一些费用，但我窃喜。

总统卫队开路，肯定要交通管制呀，警车拉着警笛，第一辆引导车还会时不时拿起喇叭，命令车辆让道。

我们的四五辆豪华大巴紧随其后，呼啸而过，既威风又节省时间。

但大大出乎我意料，在那天，没有交通管制，没有马路封禁和不许社会车辆行驶。

我们的几辆豪华大巴紧随两辆摩托警车行驶，进入市区拥堵路段，只见摩托车闪着红灯，一左一右走起S形，当地叫开启摩托dance（舞蹈）模式。

摩托的闪灯，一左一右，S形亦显清晰，没有警笛，没有喇叭，没有声息，只有闪灯的画面，煞是好看。

前面的车辆慢慢地向两边借道，逐渐让出一点车道，够我们大巴过去。

没有兴师动众，没有围观和好奇，习以为常。

我们展团的同志坐在大巴上，看到这景象感慨万千，赞不绝口。

事后，那个警卫队的负责人对我说，平时总统出来，他们引导车也是这样。

我们拜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和公使级商务梁参赞（后几年为房参赞）汇报办展情况，征得他们认可和支持。

梁参赞是一个1965年返回大陆的印尼华侨，前几年才被从北京派来任公使级商务参赞。

他对印尼情况了如指掌，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和帮助，并将他太太（大使馆二秘）介绍给我们，要我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和他太太联系。

每次展会的开幕式，他都会代表大使馆在开幕式上致辞。

除了大使出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梁参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展会。

我们除了组织上海商品外，还组织了印刷包装展和文具展两个专业展，展会一下子扩展到三个馆，展会名称也打出中国国际展字头。

梁参赞巡好馆，握着我的手，表示祝贺，认可我们展会用中国字头，并希望我们用中国资源继续做好做大展会规模，把更多中国商品卖到印尼。

卢大使还专门走到我身边，伸出大拇指称赞我们的展会（见本书彩页）。

拜访印尼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和有关商会、协会，是我们每年打前站团队的必修课—通报上海展会的情况。

印尼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给我们很大帮助。

我已记不得他名片上的名字，大家都叫他阿弟，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比我年长。

既然年轻人也叫他阿弟，他也应得很快，我当然叫他阿弟，不知是否显示我们的亲热。

他近一米八的个头，大眼，天庭饱满，两颊丰满，皮肤没有一般男人的粗糙，说起话来脸上总带着微笑，有点美男的味道。

他的普通话一点也听不出是海外人士，若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认为他和我们有什么差别。

他太太原是联合国某个专业委员会的专员，后在苏西洛政府出任商务部长。

中文已不是她交流印尼商务部长（左4）会见先遣团，阿弟（左3），上海综合党委任副书记（右3），上海商务委马副主任（左2），王处长（右2），作者（右1）梁公参（左3）会见先遣团（右1作者）的渠道，她往往讲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