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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上（第2页）

产生原因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文字狱政策。

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故纸堆中。

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代大家，鲁迅、范文澜、翦伯赞、***、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

例如孟森说：“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明清史讲义》）。

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

（《清史》）

作用及影响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

、“究复何用”

，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

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

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

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

诚如***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

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

、反对抄袭的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正如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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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因声求义”

说、“古无轻唇音”

说、“四体二用”

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

说等等，以及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

至今仍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

、“究复何用”

。

“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