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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廉银 耗羡归公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出旗为民（第1页）

一、养廉银

背景

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是依据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月支俸3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

（实际上《大明会典》载正七品:岁该俸九十石。

内本色俸、五十四石。

折色俸、三十六石。

本色俸内、除支米一十二石外。

折银俸三十五石。

折绢俸七石。

共该银二十六两九钱五分。

折色俸内、折布俸一十八石。

该银五钱四分。

折钞俸一十八石。

该本色钞三百六十贯；合计一年约领大米1，105公斤、27两五钱白银及宝钞360贯，足够12口人一年的开销，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妇、诰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并不包含在官员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开销也不需要地方官员负责，再加上七品优免田赋80亩，免丁徭8人，又再加上稍为大一点官多半有兼俸（比如夏原吉领户部尚书、太子少傅、少保三俸，王守仁领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妇的俸给，各边镇守各官尚有1~20顷的养廉田，这些都不需要“孝敬”

京官，也不需要被被内务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讹诈），明代官员真实的薪俸比目前所认知的要来的高；所以清初延续的并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关外那套类分赃制的封建制度，且很多官员在雍正前根本无薪水可领，又白银购买力越来越低，所以必须从百姓身上剥削）。

因此在康熙末年几乎是无官不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对官员贪污。

雍正元年（1723年）特设养廉银，“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

，“知大臣禄薄不足用，故定中外养廉银两，岁时赏上方珍物无算”

。

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

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

光绪《清会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

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

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设各兵加饷银九百五十二两耳，凡共需银四千六百余两。”

。

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一般的京官并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所依赖的是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李慈铭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

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家书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

至明年则更难筹画。”

。

另一方面养廉银又助养官员的豪奢，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8]《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

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

，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

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

。

[9]

来源

根据史书记载：清朝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相当于现代的正部级以上官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每月只到十几两银子（京官有所谓“恩俸”

，即照原俸饷另给一份；另外给一点有限的俸米），小一点七品官知县之类，每年俸银只有四、五十两。

按常理来说，这样微薄的收入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算是小康型或温饱型的生活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