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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西商道穷则变变则通（第2页）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对一个商人而言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144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他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

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

范家以“毁家抒难”

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

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

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在山西最有名的建筑不是晋祠，而是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这些个院落就是那些走西口、发了财的山西人为自己修造的房子。

如果略微探究一下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

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

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

这些人之所以当初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而是因为家乡太穷了，穷得不离开就无法生存。

在当时，山西有很多像乔贵发这样的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

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

。

“汗牛痛仆”

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

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

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

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人，不及江南什一”

。

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

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背井离乡另寻活路了。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然后就响彻在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的古道上。

它的歌词其实就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

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于是他们踏上了一条凶险未知的道路。

三步一回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

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

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这样被奠定了，这些当初走西口的汉子们，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那首曾经听起来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时已被晋商唱得大气宏博，传遍了大江南北。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

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

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

，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