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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记（第1页）

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

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文艺部搞联欢，决定把汪先生请来。

我与汪先生是邻居，去送请柬后才开始有些交往。

其后，偶有信件和电话联系，直到他去世，时间不长，也只是五年的光景。

他去世时，我在报社连夜发出了报道。

那次经历给我深深的刺激，因为在不久前我们还见过面，谈了些趣事。

他还帮助过一个下岗的女工，为其文约来的几篇评论文字，都发表在我编的版上。

我很感动于他的悲悯之情，对人的爱怜态度，只能用真来形容这个人。

老一代的温暖感，在他那里都有一些，可谓是古风吧。

那时候经常接触一些有名的文人，我得到的只是一些乏味。

可是他的存在，似乎与整个环境无关，完全是别样的。

在我看来，他是灰蒙蒙天底下的一湾清泉，走到哪里，哪里的晦气就消失了。

当时文坛吸引我的人只有孙犁、张中行和汪先生三人。

与孙先生无缘见面；张先生和他给我的印象之深，是永难忘记的。

那时候人们说他是个士大夫式的人物，可是我却在他那里感到了一丝孤独的东西在内心流露。

我们谈天的时候随意而快慰，自己在这个老人面前很放松。

我觉得他身上有着迷人的东西在流溢着。

声音、神态都像林风眠的绘画一样透着东方的静谧。

不时对时弊的讥讽，都自然无伪，很有趣的。

他的住所在晚年变动了两次。

一次是在蒲黄榆，后来搬到虎坊桥，与邵燕祥先生很近。

他家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有奢华的装裱，也见不到大量的藏书，可是很有味道。

汪先生对来客很热情，从没有拒人千里的感觉。

我与他相处像和自己的父亲相处一样随意，觉得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直到他去世很久，大约十周年时候，我和友人为他举办了生平展览，内心依然保留着那份眷恋和敬意。

他对汉语的贡献是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所难以企及的。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我们的文坛将大为逊色。

我在他那里读出了废名、沈从文以来的文学传统。

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

那时候的青年喜欢创新，可是他们的文体都有些生硬，觉得不那么自在。

汪老的作品不是这样，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而且那么成熟，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

我也正是通过他的小说，发现了现代以来一个消失许久的传统的隐秘。

汪曾祺的人缘好，他像自己的文字一样被许多人喜爱。

他好像没有等级观念，与人相处很随和，身上有种温润的东西，我们从中能呼吸到南国般的柔风。

废名的古朴、沈从文的清秀，在他那里都有些。

重要的是他的文字后有着欧美文学的悲凉的况味，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

较之于他的父辈，他似乎更好地把文学个人化处理着。

在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却无声地回答了诸多的难题。

而且，就精神的色彩而言，他总要比别人多一些什么。

现在我决定用一段时间回望这个老人。

我知道这只是一次寻找，许多片段已散失到历史的空洞里，但瞭望他的时候也是对我自己生命的一次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