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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鲁周围（第2页）

1976年，我在大连郊外插队的时候，作为知青也参加了对于鲁迅译文的注释工作，开始系统阅读鲁迅的作品。

因为基础薄弱，对于鲁迅文本解之不深。

那一年韦君宜到大连出差，对于以运动方式研究鲁迅不以为然。

在她看来，出版《鲁迅全集》，是专家的事情，普及是学校老师的工作，人文社要做的工作与传统的治学关系密切。

对于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译文，以及杂文里的古语，没有相当的学识，就不能梳理出其间的本意。

人文社众多编辑考虑的编校的精良和注释的准确，其实是大量的学术对话。

我们看孙用那本《鲁迅全集正误表》，对于鲁迅与域外文学的复杂关系，作了细致的勾勒。

而一些编校的细节，都非专家不能为之。

聂绀弩、朱正等人的尺牍，涉及鲁迅研究的话题，都有很深的学究气，这也显示了这工作的难度。

在那样的语境里谈论专业思想，其实是不会被接受的。

相比“中鲁”

，“西鲁”

出现的时间要迟一些年。

1956年，鲁迅博物馆成立。

1976年，李何林先生创建的鲁迅研究室，不久合并于鲁迅博物馆，队伍扩大了。

“东鲁”

成立的时间最晚，是周扬建议组建的，在对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看法上，与“西鲁”

有很大的区别。

“西鲁”

在思想倾向上与“中鲁”

比较接近，看重史料，从文本出发讨论问题。

李何林组建研究室时聘请了八大顾问，“中鲁”

的杨霁云、孙用、林辰都在名单中。

李何林的指导思想里，就有配合《鲁迅全集》新版的意思。

他说：

研究室的任务是：（1）编辑鲁迅书信手稿，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2）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组织领导的新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定稿工作……（《李何林全集》第一卷，第329页）不过，新版的全集应当以何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中鲁”

受制于外部一些因素，自己并不能都做主。

1976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山东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

，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人们在1958年版本的注释和1978年《征求意见本》的基础上开展了新的工作（《李何林全集》第一卷，第117页）。

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如何客观准确地注释鲁迅文本，众人看法不一。

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问世，韦君宜对此颇为兴奋，但李何林看见删去了征求意见稿里的题解，有些遗憾，以为对于普及鲁迅思想不利（《李何林全集》第一卷，第117页）。

这些属于学术上的讨论，实属自然。

不过在一些争论性的事件里，“西鲁”

的观念是获得聂绀弩、杨霁云、孙用、林辰等人的支持的。

在对于“两个口号之争”

态度上，“中鲁”

与“西鲁”

的意见基本一致，没有早期“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