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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京记忆（第1页）

周氏兄弟之于北京，是个有趣的话题。

不过二人不是专门研究北京文化的人，没有关于北京文化沿革的专门著作，所以他们的看法与观点多零零碎碎，不成系统。

谈二十世纪北京文化的流变，鲁迅与周作人是个不能不谈的存在，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创作对北京而言影响是巨大的。

这不仅因了他们以教师、作家与学者的身份参与了北京新文化传统的建设，重要的还在于，北京的存在对二人成了一种参照，潜在地制约和丰富了他们对乡村中国的文化想象。

倘若没有北京的生活经验，鲁迅的乡下小说图景或许不会那么浓地呈现出地域色彩。

而周作人关于江南民俗的勾勒，自然也缺少了对比色。

所以探讨周氏兄弟之于北京的关系，我更主要关心的是北京意象在二人写作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现代北京人文传统中的分量。

明确这两点，可以窥见现代思想者与地域文明复杂的文化纽结，现代意识的增长点，有时是与此种文化碰撞不无关联的。

1912年5月，鲁迅来到北京，五年之后，周作人亦在鲁迅推荐下进京谋职，他们先住在城南的绍兴会馆，后一同搬入西城区的八道湾。

北京对二人而言，不过是谋生之地，对它的生活氛围、民俗情调都说不上十分喜欢。

周氏兄弟对于北京，不像老舍那样有着血缘的联系，他们的语言几乎没有受到过胡同京韵的暗示，北京地域的色彩不过是一种陪衬，二人生活的世界与周围的人们是隔膜的。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十五年，但却没有一篇回忆和怀念帝京的文章。

偶然谈起古城的旧迹，还有一种反讽的态度。

作家林斤澜有一次说，鲁迅写到北京的胡同与人时，没有一点欣赏和羡慕的眼光，倒是多了一种嘲弄。

我以为这看法是对的。

邓云乡曾著有《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用力甚勤，但也只是描绘些足迹所到，访书之地与喝茶的店铺，鲁迅与市民间的情感互动倒看不到什么，留下的大抵还是些空白。

但周作人谈及北京时，仿佛也有许多话题，最主要的是一种参照，或是衬托。

如谈到江南水乡时，就以北京为例，看到彼此的差距。

《水乡怀旧》云：

住在北京很久了，对于北方风土已经习惯，不再怀念南方的故乡了，有时候只是提起来与北京对比，结果却总是相形见绌，没有一点夸示的意思。

譬如说在冬天，民国初年在故乡住了几年，每年脚里必要生冻疮，到春天才脱一层皮，到北京反而不生了，但是脚后跟的斑痕四十年来还是存在。

夏天受蚊子的围攻，在南京最是苦事，白天想写点东西只有在蚊烟的包围中，才能勉强成功，但也说不定还要被咬上几口，北京便是夜里我也不挂帐子的……文章未涉及什么文化评价，只是岁时和天气而已。

谈不到什么深奥的道理。

鲁迅则大多都避而不讲居住的城市的优点，他对生活过的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等地，均无深切的恋情，决然的东西很多。

他的小说写绍兴者尤多，可是多是微词，批判的语调四溅，其性格中刚烈之色多多，要找到他的乡土恋情，并不容易。

至于绍兴之外的都市，他礼赞得颇少，相比之下，对北京的看法略好于外省的地方，只不过怀念那里的学术环境罢了。

可是北京最主要的文化景观，他都不太喜欢。

比如长城、故宫都非有趣的所在，他甚至还著文讽刺过长城这类遗产。

京剧他也反感，看了几次戏，并不舒服，讥讽之余，还有诅咒，后来遂与其永别了。

北京人的油滑腔与奴才相，尤为鲁迅所憎恶，他在文章中提示国人的无持操，有时就是以北京人为特例的。

看不到北京在鲁迅眼里的色调如何，大概也难以把握其都市观念的特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学界大约是有着共识的。

鲁迅离开北京是出于无奈。

他后来去上海，就有些后悔，以为就人的忠厚与学术环境而言，北京远远好于上海。

周作人对北京的爱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人来了，文化人纷纷逃到南方，他却守在苦雨斋里，在旧都里苦住，那里的原因固然复杂，可迷恋帝京的生活是不可否认的吧。

描写周氏兄弟的一生，北京都是不能不谈的词汇。

二人给这个都城带来的忧与喜、苦与乐，我们于今天的文化流脉中，亦常可感受到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