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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诗文（第4页）

直到退休前几年，都亲自跑印刷厂，沉甸甸的杂志就这样一本本印出来了。

那时候我上学的地方与他只一墙之隔，便常常到他那里去，于是成了他家的常客。

我们谈天的时候，从来是随意的，没有老少区别。

他对我的文章从来苛刻，挑毛病的时候多，有时干脆毙掉。

记得他说我的评论太温吞，没有棱角，这个毛病今天还存在着，是没有办法的。

对我的硕士论文的选题，他谈了许多看法，把偏激的思路校正过来。

我记得他说过，现代文学的问题很多，一定不要用仰视的眼光看待前人。

新文学是在问题里一点点走过来的。

而且这些基本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地解决过。

陈言的文学观与理论观都有针对性，他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在场者。

一面亲临这个话语场，一面不属于它，能够比较超脱地凝视那个世界。

他默默无闻地参与到新时期文学的思考与争论中，为一些自由的精神鼓气，那是当年许多从事批评的人都感受到的。

20世纪80年代对我是一个成长的年月，那十年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沈阳度过的。

那个启蒙时期美好憧憬的建立，除了大学的校园的赐予外，多与他的鼓励有关。

这是一个纯粹的人，在他忧郁的目光里我读到了我们文化史别样的风采。

是他启示了我要告别当时的话语方式，在他看来，不从凝固的教条走出来，可能依然看不清我们的问题。

1989年年初他到北京来，在鲁迅博物馆与我有过一次深谈。

主要是鲁迅研究的问题。

那时候文坛的交锋激烈，他很忧虑。

说他们那代人基本过时了，主要是知识结构的问题。

而要出离困境，需要有非意识形态化的理念。

他劝我多了解鲁迅的知识结构的生成，了解章太炎以来的知识群落的差异，要潜下心来面对历史。

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可是那时候年轻气盛，喜欢时髦，一些劝告没有都消化。

现在想来，这个较真的老人所说都是对的。

后来我从北京偶尔回到沈阳，见到他是最大的快乐。

他和我聊的多是晚清的事情。

他看的书籍很多，几乎被晚清与民国的史料淹没了。

他是个带着问题读书的老人，而且写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他去世后，我和张洪兄到他的书房，发现了那么多的笔记本，不禁感慨万端。

那是要整理发表么？还是自娱自乐？好像都不是。

笔记本的字迹工整，条理很清。

有点像郑逸梅式的史料钩沉，亦如文载道的小品，都是一种精神的漫游，可谓博矣深矣。

我无法分清哪些是他摘录的，哪些是自己的心得，就那么浑然地交织在一起。

思考，无功利的思考是一种快乐。

他在简朴的书本上的涂涂抹抹，乃一种内心欲求的释放。

与无数远逝的灵魂纠葛在一起，亦可洗刷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