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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诗的回音里（第1页）

新文学的出现，在体式上已经不同于古代诗文，彼此确乎不在一个空间，几千年的辞章经验便不幸断裂了。

但细细看来，散文、随笔略好一点，在语体文中出现一些古文的句式，是自然的事。

独有新诗，则怠慢了诗经以来的一些精义，与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新诗，几乎无法转换古诗词的韵致，笔调多是还从译诗中启示过来的。

新诗作者不再关心古诗词，已经被诟病过多年。

至于克服此缺陷的办法，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好似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的古人是很重视诗文的承传的。

比如宋代以后，文人暗接杜甫传统者甚多。

苏轼、黄庭坚言及杜甫，都能够从意境与文体中得其妙处。

但到了民国，新文人对于杜诗多留在学术层面思之，于新诗中延其文脉者寥寥。

何以如此？诗人们好似没有深思于此。

最近，师力斌先生著《杜甫与新诗》一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不妨说是对于新诗史的一种总结，又能独辟蹊径，认为不仅就思想性而言，从技巧来说，新诗可以借鉴杜诗者的路不止一条。

人们多年间的疑惑，也瞬间冰释。

师力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诗人。

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要求，但那些形式对于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制，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语言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释放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

作者说：“杜诗的好，不全来自对仗、平仄与押韵。

杜诗丰富的技巧，可对应于新诗的字词、句法、结构等技巧，即使减却其韵律平仄，拿掉对仗，也不失诗意。”

我们的作者在深读作品的时候发现，杜诗的变幻莫测之风，既有精神的幽深，也有表达的自如。

“杜甫可谓诗歌散文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下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

他引用王力先生观点，从诗词内在结构出发，看到超越法度的可能性。

应当说，对于有文体意识的人而言，这样的发现，开阔了审美的空间。

汉语的特点是字本位，字与字、词与词间，因了平仄不同，在搭配里有千变万化。

自从人们重视佛经翻译的经验与方言的借用，文学的词语暗自生长，其内蕴深入到了广远之所，遂催生出新的艺术。

六朝以后，诗文的起伏之韵，跳跃之思，流光逶迤而灿烂。

但这种气象，到了近代已经式微，除了极少数人，士大夫已经多无此种遗风。

师力斌是有历史感的人，不像一般批评家那样静止地看待当代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文学观。

从许多文本里能够跳将出来，古今对照，读出了作家写作中的问题。

比如面对新诗，觉得好处是可以自如往来，不拘俗套，但炼字炼句的特征消失，意象也随之单薄起来，遂失去了古诗的某种悠远、神妙之趣。

师力斌认为：“只讲自由，不讲规矩，诗语失范，特别是口水诗的泛滥，给新诗带来恶劣影响，致使许多新诗读者大倒胃口。”

这样的感叹，不懂文学史者是不会有的。

我年轻时读胡适的《尝试集》，觉得过于直白，可回味的意味殊少，于是不再有翻阅的欲望。

只有艾青、穆旦的诗歌，唤起了我的一种内觉，仿佛看到了白话诗的潜能。

汉语自身的特点，使其表述空间颇为辽阔。

词语的组合、概念的对应、名词与动词的神接，都有不可思议的变化之径，但并非人人能够运用自如。

郭沫若的《女神》乃情感的涌流，因为没有节制，审美的天平是倾斜的。

冯至的《十四行集》固然有其佳处，却不及古诗的隽永之气，神思被词语所囿，未能出现大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