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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舞鞋是如何穿上的（第1页）

高考制度改革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学。

有个男同学，从大二开始，每天接送我，直到大四。

这是一段奇怪的缘分。

他是我同班同学，上大课（三个系一起在阶梯教室上课）的时候他正好坐我后边。

他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四（很奇怪，我这么点小个，男友们倒是个个高大），是副班长。

他长得清秀，若是男扮女装定会骗过很多人。

因学校宿舍不够，便动员家近的同学走读，这里离北方交大很近，我自然是走读的。

巧得很，他的家在学校和交大之间，所以我们常常一起结伴回家，他总是先把我送到家，再回家。

一路上当然有很多话题，最多的话题是关于文学。

怪得很，也许因为那时是全民文学热，学财经的学生照样对文学爱得一塌糊涂，并且常不自觉地用一种文学品位与标准来衡量人。

大学二年级，开了一门基础课叫做“汉语写作”

，由一位新调来的青年老师讲授。

这老师因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几篇颇有影响的评论，颇心高气傲。

头一次上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每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叫《暑假纪实》。

结果，全班40人他只给我一人得了优。

我写的是杭州孤山放鹤亭，只有千把字，只是选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后来此文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他的评语写道：“文章有才气，虚实相宜，亦真亦幻……白石老人‘似与不似之间或可解’……”

此事在我们学院轰动一时。

后来那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小说？你是个潜在的作家。”

事隔不久，汉语教研组一位姓杜的老师找到我，向我索要一篇小说。

这位杜老师“文革”

前曾做过《人民文学》的编辑。

我诚惶诚恐拿了一篇四千字的习作给他，事后再不敢问起。

谁知这篇习作后来竟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很精美的插图。

我惊喜之余又写了第二个短篇《请收下这束鲜花》，投给我当时最喜爱的刊物《十月》。

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爱上了一个青年医生，后来医生得了绝症，在弥留之际，小女孩冒着大雨赶去看他，那医生却早已不认识她了。

完全写小女孩的内心秘密，在当时那种社会语境下是比较独特的，这篇小说后来获得了《十月》首届文学奖。

记得发奖大会那天，《十月》当时的主编苏予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我——获奖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周围坐的都是当时的文学“大腕”

，他们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令我诚惶诚恐——从此，我便穿上红舞鞋，再也脱不下来了。

在《北京文学》发过第一篇小说之后，他特别为我高兴，那段时间，我们聊天的时间更长了，常常是，我们一直走到交大的校园里，在体育场旁边的器械处站着，边玩边聊，那真是一种海阔天空的神聊，我们互相卖弄着所有的文学知识，结果当然是我把他震了，那一段我特别迷恋梅里美和茨威格，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就那么饿着肚子一直聊下去，所有过往的路人都在看我们，当然有熟人，但在情绪亢奋的时候就顾不得许多了。

最后，我们边聊边往四道口冷冻厂走，过一条铁道，再过一条铁道（我这辈子好像永远要和铁道打交道，现在又住在了一条铁道的旁边），就来到了一个小餐馆，我们到那里吃饭。

在那个年月，在餐馆里吃一顿饭总是很让我开心，何况那的确是一家不错的餐馆，菜的味道都很不错。

我说轮流坐庄，但他绝对不让。

他总是说，我挣得比你多，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无得意。

是啊，我们都是带工资上学的，是学生里的贵族，所不同的，不过是他是三级工，我是二级工而已，我记得当时我挣46块2，他呢，要比我多挣20多块钱呢，20多块在当时可真叫钱哪。

我们有过很奢侈的时候，有一次到动物园的广风餐厅，吃了两块两毛钱一大盘的油焖大虾，是我请的，因为那天我又得了一笔稿费，39块钱。

他特别高兴，提议去看新片《红菱艳》。

我们就到西单去看《红菱艳》，看的时候，他总是调过头来，很温和地向着我笑，要么就说句笑话逗逗我，我却为女主人公的命运难过得流泪。

不知为什么，对于爱情我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心态。

也可能是《红楼梦》看得太早了吧，也可能目睹父母感情的不睦，谁知道呢，每当我进入一次恋爱心境，心里就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会结束的，会结束的，有开始就会有结束。

后来我们当然没有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