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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灵的秘密通道及其他（第1页）

ч一

前些时，有友人谈起笑话一则：

某青年作家业已拟好诺贝尔获奖演说辞，头一句便语惊四座：“今天我站在领奖台上，得到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奖，早在我预料之中。”

友人讲得绘声绘色，众人大笑喷饭。

曾几何时，诺贝尔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成为某些人心中的情结，后来又因为过热过重而一度成了“笑话”

。

现在这个话题似乎业已冷却，旁观者似乎可以冒着亵渎神圣的危险来说长道短了。

诺贝尔无疑是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之一，那一串光辉灿烂的名字足以使我们高山仰止：泰戈尔、显克维支、托马斯·曼、蒲宁、福克纳、海明威、加缪、斯坦贝克、萨特、川端康成、索尔·贝娄、辛格……我想，在这些文学巨人们步入文学殿堂之前，大概都有着各自的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爱恨交织酸辛苦辣的经历，没有一种经验是相同的。

相同的是他们都成功地步入了那神圣的殿堂，殊途同归。

文学的殿堂依我看来应当是纯粹的，唯其纯粹，才构成了它的神圣与美，所有的花都拥有自己的花期，在它展示它的全部美丽之后，各种姿态才会辐射异彩。

我们的文学经验历来与政治、与“左中右”

有关，我却始终认为，文学既不能绑在左的战车上，也不能绑在右的战车上，那是一种没有力量的体现。

文学，应当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因为是自由的，也才是有力量的。

二

但遗憾的是，极具权威的诺贝尔奖似乎也没有逃离政治的侵扰。

有一种文学样式似乎特别得到瑞典文学院评委们的偏爱，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小说，譬如帕斯捷尔纳克，譬如索尔仁尼琴（或许米兰·昆德拉也将步他们的后尘）。

这类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它们都在控诉社会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扼杀，但在批判社会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十分意识形态化，它们由于缺乏形而上之美而显得不那么优雅和纯粹，有些甚至很粗糙（譬如《癌病房》），但它们却被选中了。

确切地说是被另一个营垒选中了。

另一个营垒在彼岸，看到此岸的人在白刃格斗，内容有革命、有批判和斗争、有自我检讨、有文字狱和通缉令……彼岸的人觉得新鲜刺激，就对这类作品产生了偏爱，生活在彼岸的人都是上帝的宠儿，由于太舒适太自由而个个成了天真的大孩子，他们看着上帝弃儿的刀光剑影无不为之动容，他们真心真意地想解救他们，想把他们引渡到彼岸，殊不知他们到了彼岸并不会幸福，不但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解救他们的人。

“穷山恶水”

中出的“刁民”

往往会成为幸福天堂里的祸水。

因为人的思维发展是不可逆过程，上帝天真的大孩子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就犯了东郭先生的错误。

与帕氏和索氏略有不同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的作品虽然也充满了政治味，十分意识形态化，但他的头脑与智慧似乎要发达得多。

他的视点更多地洞穿人性本身的悖论，从人性深层的弱点找到了埋葬人性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这类文学的一大进步。

昆德拉的作品中充满了睿智的哲理与优美的隐喻，《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一开场便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常常与各种女人做爱的外科医生托马斯一觉醒来，发现新结识的女友特丽沙紧紧攥着他的手，在他身边睡得像个天使似的，而此前他和任何女人做爱之后都是分床而眠，否则他是睡不着的，而特丽沙是那样自然地拉着他的手，他们同床共枕而他并没有任何不安，由此他深深感到了爱与性的差别，像这样的隐喻，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你常常不能不为他超拔的智慧而击节赞叹。

在昆氏目光无休止的扫描下，历史被一次次地复印，人性深层的悲哀被一次次定格。

有人说，昆氏更像是一位哲人而不是小说家。

我对此说法不以为然。

我历来认为，文学大师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型作家，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也包括上述的三位，等等；另一种是内省式的（或许不确切，需要有个新的名称）作家，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三岛由纪夫、茨威格，等等。

就我个人品味而言，似更喜欢后者，因为后者与文学本体、与生命本质更为接近。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