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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尼办展会（第5页）

我们的大小发电机卖得更火，印尼是个千岛之国（实际是由一万七千多岛屿组成），发电设施的布局很难解决。

岛国供电始终是个问题，断电家常便饭，自己家里或一个岛上有单独发电机很是必要。

印尼华人老板这么多，在自己的别墅里有个发电机，也很自然。

后来美国“9·11”

事件后，印尼由于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受到影响，西方不少企业撤走在印尼的投资，这在客观上给中国和印尼两国友好发展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中国通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和科技上已比印尼高了一个台阶，而且价格合理，中国的产品在那特别好销，很受当地欢迎，不少印尼商人成为我们产品在印尼的代理。

华人老板在印尼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和我们又没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双方信任度比较高，每次展会都有不少成交和投资合作意向的，使展会得以延续。

哪怕印尼发生地震、海啸，遭遇雅加达、巴厘岛针对西方人的恐怖袭击，都没有影响到我们展会的开展。

反而是印尼在地震海啸后，要加快国家建设，使我们的水泥厂有机会搬迁到印尼，得以发展，加速了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展商在介绍产品（前排右1徐副主席，右2卢大使，右3作者，左1印尼中华总商会陈会长）当然在这些年中，我们的展会也经历过曲折。

有些年，专业买家少了，每年来展总会有疲劳感。

我们就研究采取新的措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在展会开展前三个月，派公司出国展览部的小余，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到印尼常驻三个月，根据展商产品，宣传展品，寻找买家。

我让他在当地雇用两个临时员工配合他，和展览公司的白先生一起商量，走访厂家，尤其是印尼的一些中小企业，扩大我们的买家范围，请他们来展会洽谈业务；走访新的宣传媒体，扩大展会的宣传范围，收到很好的效果。

那几次展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更多了，展会上专业买家明显增多。

小余在外独立工作能力得到很好锻炼，有了明显体现。

平时在我面前不声不响，不知是否有上下级的隔阂，但在印尼，我看到他在记者面前和买家面前介绍起产品来头头是道，我很是看重，以后我很快提拔他为部门副经理。

在当今展览人才奇缺的时代，他倒是个栋梁之材。

可惜在我离开公司后不久，我就听说他因继承父业，离开展览界了。

那是后话。

我们在办展过程中也遇到过惊险，那件事真把我吓得不轻。

当时我们的出国审查很严，关口不少，需要好多个工作日。

我们严格按工作时间节点，设置最后限期。

做过展览的人都有强烈的时间观念，但不少企业这种意识淡薄，常常有单位误事。

市外经贸委的出国批件，市外办签证处的审核，统一送北京印尼大使馆出签证（后来才改为落地签和免签），有时候时间太紧，我只好自己坐到市外经贸委外事处甚至主任室催批件。

如果展团里有市领导参加，那手续更多，急起来，我会坐到市政府办公厅催材料，到市外办签证处打招呼，甚至和印尼使馆疏通关系。

真是年年难，年年都这样急急地过了，大家也习以为常。

但有一年出事了，大使馆出签证已是大团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按规定是由外办签证处统一拿回上海给我们，已是来不及了，疏通好后，我们派人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直取，乘晚上飞机回上海。

但那天碰到大雾天，我们工作人员小吴等到晚上10点，机场才宣布飞上海航班全部取消。

如果早点讲还可改乘火车，现在已没希望，怎么办？一两百号人明天要飞雅加达的护照都在他手里啊！

我们的小吴本来是个没有主意的人，这次却特有主意，他也没请示，就在机场拉了个出租车，从北京开回上海。

等我知道，他的车子已开出北京城上高架了。

大雾天高速公路会封闭吗？一个晚上能到吗？一个司机能行吗？如果遇到坏人，那怎么办？连护照在哪儿都难以寻找。

万一晚上疲劳驾驶出车祸怎么办？和他商量或批评他，都没有意义了。

我只好要他每个小时给我来个电话，报告到什么地方，司机精神状态如何。

后来得知司机是个年轻的复员军人，我情绪稍有缓和。

整整一夜没有好好合眼，心一直是悬着的。

有人说，搞展览的人，没有心脏病，干几年都会被逼出心脏病的。

到凌晨4点钟时，他说手机快没电了，我只好要他进上海后给我发个信息。

那晚我们有的同事还在办公室度过不平凡的一夜。

上午8点钟，车子终于赶到办公室，大家才将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

我批评他瞎子不怕枪，瞎闯，用了三四千元出租车费，两年内不能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