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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基层的温暖（第1页）

有居委会主任，那是我上小学前后才懂的，我们的居委会主任姓楼，兼着党支部书记，大家都叫她楼大姐，和蔼可亲，见人笑呵呵，说话慢条斯理。

我有点敬畏，不知是受母亲影响，还是没见过大官，总觉得她能解决里弄里的一切问题，或许是我孤闻寡见。

你看，哪家人家生活困苦，她会来看看，使状况得以缓解；哪家人家住房特困时，她会帮助到房管所去协调，当时住房困难户太多了，但有的竟能解困。

她虽然和我们住在一个地块，除了日常的进出，不太到里弄各家走走，因为她对各家太了解。

有时她到哪条弄堂去，总会有居民小组长陪着，我们就知道，这里肯定有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搬出她来解决，要么请她来裁决。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几年里，地区里有一些人，因单位解散或其他原因失去工作，回到地区，我们看到，楼大姐就帮助联系单位工作，或允许他们在弄堂里摆个剃头摊、皮匠摊，摆个修自行车摊，甚至给他们砌个七星炉灶去营生，养活自己。

虽然力量单薄，但让我们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动乱的年代，党的基层组织受到了冲击，我倒没看到楼大姐受到多大冲击，倒是常常在周四的里弄清洁卫生大扫除时看到她的身影，她带领居委干部和卫生站人员清洁街道。

那时如果入团、入党到地区里来了解表现，都是找到居委会主任给予安排，把所属的居民小组长或党员、积极分子叫来了解，不像现在依靠高科技手段来解决。

我虽然和楼大姐没有过交往，印象中似乎连招呼也没和她打过，可能和她的年龄相差太大的关系，但我一直保持着对她的敬重，无论是她代表一级组织还是她的人品。

我有机会和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周鹤龄交谈，听过他曾经在市委领导下，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社区管理，开展调研和制定措施。

后来他专门出了本书《我所参与的改革》赠予我，里面就有社区党建改革的章节。

我看后才知道，党内在1995年底就改革开放面临的新问题开始酝酿，如何加强社会基层建设改革的事，已经将它作为执政党的基础，基层政权建设的“细胞”

来看待，最后形成文件，在全国推广，赋予了社区工作新含义，解决了新形势下社区面临的人员选拔、经费来源等新问题，实行了“党的领导”

“行政的管理和支持”

“居民群众自治”

的新模式，比过去依靠居委会主任、支部书记单枪匹马工作强得多，大大加强了国家政权的基层建设。

这两年，我们基层组织的战斗力越发显现。

新冠病毒肆虐世界，我国能很快控制病情。

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医务人员的努力救治，就是我们的社区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在社区管理中，他们也逐渐转向社区服务。

现在社区工作，问题最突出的，除了就业问题，就是养老问题了。

上海已进入老年社会，这批60岁以上的老人，子女都是独生子女，要工作，要顾及自己子女等小家庭生活，难以多来照顾年老的父母。

老人的吃饭、就医甚至使用手机，都困扰着老人，更不要说失独老人了。

“如何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