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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9），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20），《尚书》载之（21），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22），诗人歌之（23）。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24），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25），封禅（26），改正朔（27），易服色（28），受命于穆清（29），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30），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31），幽于缧绁（32）。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33）；孔子厄陈、蔡，作《春秋》（34）；屈原放逐，著《离骚》（35）；左丘失明，厥有《国语》（36）；孙子膑脚，而论兵法（37）；不韦迁蜀，世传《吕览》（38）；韩非囚秦，《说难》、《孤愤》（39）；《诗》三百篇（40），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41），至于麟止（42），自黄帝始（43）。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史记》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

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

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

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

寄托在我的身上呀！

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

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

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

’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

更加深刻、明显。

’《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

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

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

《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

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

《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

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