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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第2页）

以上种种无不反映了李悝在立法时思想深处受到的儒学羁绊。

据史书记载：李悝相魏，“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

。

《汉书·艺文志》注曰：“（李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

由此可见，著《法经》是身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改革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为了“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

。

从其内容上看，《法经》的指导思想就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

再结合《法经》在《杂律》中对于“逾制”

等罪名的规定，可以看出《法经》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及新兴的封建士大夫的加强、维护其地位的意志。

时代背景

从产生的时代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

《法经》是李悝为魏文侯师时编纂的，从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经》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

而《十二铜表法》，是于公元前450年制定完毕，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

《法经》与《十二铜表法》虽处于同一时代，但由于两者所处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渊源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法经》产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农奴制社会转型时期，可以认定《法经》及《法经》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兴的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其内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经济关系所制约的。

形成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到《法经》的史料是由《晋书·刑法志》记录下来的三国时期陈群、刘劭等人撰写的《魏律·序》，其中有这样的话“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

《晋书·刑法志》对《法经》有更加确切的说明：“是时（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

随后《唐律疏议》中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法典，造《法经》六篇。”

《唐六典》注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至明末，董说在其编著的《七国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东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对《法经》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自此之后，战国时代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便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但是，对于《法经》是否存在及有关《法经》材料的真伪，始终有学者有疑义，认为李悝著《法经》，战国时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记》、《汉书》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说在《七国考》中所引的桓谭《新论》在南宋时就已散佚。

因此怀疑《法经》是后人的伪作。

对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统的论证了《法经》的真实存在。

其中何勤华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

对《法经》亦应如此。”

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

详解

主要内容

《法经》的内容有六篇，即《盗法》、《贼法》、《网（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李悝的《法经》以《盗法》、《贼法》为首，是他认为"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

"

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