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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6章 最大的藏书楼天一阁（第2页）

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位酷爱诗书的女子，她听说天一阁藏书丰富，为了能看书，设法嫁入范家。

然而，即便成为范家媳妇，她依然未能登上天一阁，最终悲怨成疾，抑郁而终。

范氏家族的后人不断对天一阁进行维护和管理。

天一阁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动乱，范氏家族后人艰辛守护。

十世孙范邦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联合族人设法追回被盗阁书；十二世孙范玉森、范盈爌在民国初年奔走官府抓获盗书贼；十三世孙范鹿其参加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率领族人与社会各界合作保护天一阁及其藏书，并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天一阁藏书转移到浙南龙泉县、庆元县保管，终使藏书不失。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在阁前设计建造了园林，用海礁石堆积起“九狮一象”

“福禄寿”

等造型的假山，天一阁的环境得到进一步美化。

康熙十二年（1673年），大学者黄宗羲是“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范氏家族出于对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的倾慕，一致同意他登楼阅读天一阁全部藏书，也是第一个外人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看书之人。

这一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此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

，但认定非常严苛，在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仅有十余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珍本641种，数量众多，包括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其中被《四库丛书总目》着录的有473种，在全国藏书家中贡献最多，极大地丰富了《四库全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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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无论是在文献提供、建筑设计还是藏书管理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借鉴作用，《四库全书》的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均仿天一阁式样营造，清代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更是从内部结构到外观，完全模仿天一阁，由此天一阁更负盛名。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特颁谕旨，恩赏天一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道光九年（1829年），范氏后人对藏书楼进行了一次大修，天一阁为一排六开间两层木结构，坐北朝南，前后开窗。

开凿了天一池，池水经暗沟与月湖连通，使池水终年不竭。

一旦发生火灾，可就近取水灭火，藏书区与生活区前后错位，形成既相连又分隔的两个独立防火分区，

藏书楼整体为两层砖木结构，采用“木结构不外露”

的方式，四周的墙体均为砖墙，两头山墙封闭外露的梁柱并高出屋面一尺许，楼下地面铺设水磨方砖，屋面盖瓦铺砖，使木结构基本上被不燃的砖瓦所保护，减少了木质结构直接暴露在火源下的可能性。

订立了严格的族规，明确“烟酒切忌登楼”

，杜绝一切火源带入藏书楼，立下禁碑三种，条款十五项，保证天一阁内的图书“书不出阁”

。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天一阁藏书曾遭劫掠，盗贼趁乱盗取天一阁藏书，竟以废纸价格出售。

范家十代孙、时任掌门人的范邦绥痛心疾首，设法尽力购回，也只挽回部分书籍。

1914年，上海不法书商陈立炎指使盗贼薛继渭来天一阁盗书。

白天睡觉，晚上盗书，以枣充饥，一连半月往返，所盗书籍众多，被运往上海后，再以高价售出。

后部分书被实业家张元济巨资赎回，藏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不幸的是，东方图书馆在抗日战争中被炸毁，藏书尽皆付之一炬。

天一阁历经明清易代、《四库》征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及薛继渭盗书等种种劫难，不断流失藏书。

到1940年代曾一度仅存卷，不足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一。

1937年，为了保护藏书，天一阁经历了建阁以来的首次大范围出阁，直到1946年12月才运回阁中，并于次年3月1日至3日进行了首次公开展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军管会文教部接管天一阁，在尊经阁内设古物陈列所。

国家接管后，加大了对天一阁的投入，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天一阁的藏书从1.7万卷，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古籍8万多卷后增加到30万卷，占地面积从2千平方米增加到2.5万平方米。

1977年，天一阁博物馆启动中国方志馆的建设，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

1982年，天一阁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宁波市博物馆与天一阁文管所合并建立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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