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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第4页）

的说法；也还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的说法。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因果和合，并没有单独、固定、恒常的存在，万物并不是真正的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将“地、水、火、风”

四大现象视为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大乘佛教根据“缘起论”

的推导认为人世“四大皆空”

，是性空、不真实的。

既然我们现世是前世所修而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自知？按照佛教的说法，凡是转世来到阳间为人的，在来阳间时都必须喝一碗“孟婆汤”

（即迷魂汤），把前世的事都忘掉。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说过：“因与果，手段与目的，种子与果实，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果早就酝酿在因中，目的存在于手段之前，果实则包含在种子中、大自然法则中。”

还有一些人为了过分强调“因果报应”

的“宿命论”

，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机械对应因果关系，就与佛法所讲的因果论相去甚远了。

而两宋种了太多的“因”

，结下以后众多的“果”

。

第三部分：两宋由盛而衰的核心原因分析

一是“中央集权”

，官员自主性降低。

宋太祖克服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

的制度弊病，初步建立起中央决策体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集中兵权、财权、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

尤其是深刻汲取北周末年“武将擅权”

导致自己“黄袍加身”

的历史教训，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全方位多角度推行“崇文抑武”

“强干弱枝”

“守内虚外”

的政策。

从机构设置上，宋朝廷的中枢机构为“二府制”

，即设中书省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文武分权制衡。

宋神宗时期，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

宋神宗反对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宋廷为了体现出对文臣的优待，就对一些功勋元老文臣赋予可以有限度地过问军事的权利。

比如文彦博、吕公着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

和“同平章军国重事”

。

到了南宋，宋高宗知道秦桧卖国求荣引起公愤，但是因为秦桧完完全全贯彻了宋高宗的政治路线，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保护秦桧，特许秦桧以宰相兼任枢密使。

但这个可恶的先例，为后来的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揽权擅政树立了恶劣榜样。

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

。

到宋宁宗时期，由于权臣的斗争，宰相兼枢密使又成为定制，对皇权产生了重大威胁，导致了后期危机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