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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年到天宝年大唐中枢的多重矛盾与斗争（第2页）

韩休：制举入仕（朝廷开特科选拔），专业谏臣。

裴耀卿：考中童子举（等同于门荫入仕），综合能力较强，偏理财。

张九龄：进士及第，词臣代表，偏谏臣。

李林甫：门荫入仕，综合能力较强，吏治派官员偏理财。

第八组：李林甫、牛仙客

牛仙客：草根吏员出身，基层经验丰富，吏治派。

第九组：李林甫、李适之

李适之：门荫入仕，边将入相。

第十组：李林甫、陈希烈

陈希烈：门荫入仕，打酱油

第十组：陈希烈、杨国忠

杨国忠：小吏上位（裙带关系），李隆基认为他善于理财。

以上就是初步整理，其实还可以细分。

以下就是我个人的分析了：

在开元十四年宇文融入相以前，大唐的财政问题还没有爆发。

所以入相的人里面有进士及第的词臣，也有地方上逐渐升起来的实干派，还有武周时期培养的老臣。

权力结构其实是一主一次，多半都有打酱油的宰相，李隆基干政的时候比较多，相权较为松散。

自开元十四年后，唐廷的财政问题就变成了宰相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裴耀卿，李林甫，牛仙客甚至是杨国忠，他们的理财能力，都是拜相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类似张九龄这样的词臣，和以李林甫一类的理财派官员，他们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就是彼此矛盾冲突的。

这就是大唐中枢的第一重矛盾：传统儒家词臣派官僚，与因形势应运而生的理财派官僚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经常不可调和。

儒家学派的官僚（以张九龄为例）的思想，是秉持：民贵君轻，小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官吏规模，减少中央对于地方事务的干涉，减少法制的成本，以德治为主。

没错，法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还不低。

在古代权贵基本不守法的情况下，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

这是封建时代的客观局限性。

而理财派官员的思想没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话：想办法增加中央财政！

增加财政，必然要取之于民，要增加税收，要开设新机构，大政府不可避免。

此时李隆基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果要维持大唐的现状，那就必须重用李林甫这样的理财派官员。

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种种弊端，就必须重用张九龄这样的儒家学派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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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从现在倒推回去分析，张九龄哪怕多执政20年，提前砍了安禄山，也无法改变大唐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解体：

府兵与均田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吏治改革无法延续，土地兼并的尖锐矛盾没有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如北宋那样以毒攻毒的办法无法实施），以及首都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生态失衡。

张九龄若是继续在位二十年，十有八九会身败名裂。

这个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当四年宰相就病死，也会名垂青史一样。

李隆基也看得到这一点，大唐改革是无望的，苟着就好了。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出长安就是天下太平。

张九龄等人的失宠，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能做的事情，已经没有希望；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他们又干不了。

好了，这就把话回转到开头说的那件事：张九龄为什么要阻止牛仙客上位，仅仅是因为对方能力不足么？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