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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1章 利者人之所欲也（第2页）

这种隐丁的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导致了朝廷每年的赋税无法征收，大户所欠，衙役只能逼迫小民赔偿。

小民赔不起，就只能逃亡，那县衙就只能让里正填补这个窟窿，里正赔不起，也只能逃亡；最后就是落在了粮长的身上，每到谁家被指派为了粮长，家里人甚至出殡一样的哀嚎，大小对泣亲戚相吊，宁愿去充军也不愿意当粮长。

现在张居正不急，他打算慢慢来。

朱翊钧对隐丁的问题非常非常看重，王崇古这前面说国泰民安，后面说国有亡国之兆，看似首鼠两端，这是基于矛盾说的一种辩证法，陛下做了很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还有一些危机，在水面之下，也要看到。

王崇古在奏疏里说：

生孩子=徭役=人头税=破门灭户，谁还肯生？

元辅先生说：天下困于兼并，王崇古则说：天下困于朘剥。

更加可怕的是：大明的赋税有田赋也有徭役，也就是人头税，大户之所以要隐丁，就是为了把人头税省掉，但人头税朝廷要收，就要苛责小民了。

除了减少田亩登记外，最大的问题，便是隐丁，王崇古称之为活洒。

[唐龙的奏疏嘉靖年间]

朱翊钧觉得是马屁，辅臣们倒不这么认为，张居正、王国光等人在浮票上也是这么写的。

作为朝廷册封的一品夫人，三娘子对大明的政局非常了解，她能架空俺答，建立归化城，一方面是草原和解派的鼎力支持，最大的原因还是大明朝廷的册封。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崇古拿出了《请均田役疏》。

这封奏疏要从嘉靖十一年兵部尚书唐龙说起，唐龙是正德三年进士，外任郯城知县，嘉靖七年，累官至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嘉靖十一年累进兵部尚书，唐龙是嘉靖新政，财税改制的重要人物之一。

朱翊钧不认为王崇古是个传统的奸臣，王崇古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份奏疏的威力，所谓真的很忐忑，万一陛下觉得自己做的已经很好了，懒得继续革故鼎新了，他这本奏疏就是催命的刀。

利者，人之所欲也。

王崇古，你这个大奸臣！

也就是这一段，被大明各大杂报的笔正们口诛笔伐，说王崇古这个奸臣果然是奸臣！

陛下才十九岁，就开始妖言蛊惑陛下了！

读书人骂人，真的非常难听，以致于素来以奸臣之家标榜的王谦，都为父亲鸣不平。

臣谨奏，伏惟陛下临御登极以来，废寝忘餐以夜继朝大类太祖，坚毅勇武不避寒暑大类成祖，及民之美德被庶民大类仁宗，行仁为达亲亲之谊大类孝宗，英断夙成智大多略大类世宗，大臣闻君明则附，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政如通衢，陛下常嘉言良纳三思下章诸部，凡涉国事皆慎，大道之行惟赏罚明、仁行达，自古可称明君英主者莫过于弘毅二字，幸有列祖之庇，大圣人出，则天下明。

随着道爷住进了西苑不理朝政，嘉靖初年的新政成果全都被清算，那一次的‘均田役’便成了昙花一现。

除了制度上的破坏，还有人口增长的忧虑，大明自永乐之后，丁口再无增长了，大明两百年自然是祸患不断，可并无破国之危机，怎么到了现在，还和当初一样，人丁一万万，还稳定了这么些年？就是隐丁引发的问题。

历史上的张居正在万历九年全面推行了一条鞭法，因为那个时候，张居正的时间不多了，他很急，万历八年十二月的风波，让张居正意识到了，皇帝对他的厌恶，所以他非常着急的推行了政令。

王崇古还引用了罗马灭国的教训，罗马人不愿意生孩子甚至逃亡了蛮族避免税赋，最终造成罗马人越来越少，被蛮族所消灭，无论罗马皇帝如何鼓励生育，都无法获得基本盘人口，最终灭亡。

高启愚、黎牙实等人翻译了很多泰西的书，王崇古也喜欢看这些海外的故事，罗马可是泰西的正朔，但罗马灭亡了，再也没有闪电般归来。

在阐述清楚和明白隐丁的危害后，王崇古诉说了自己的努力，他作为刑部尚书试图改变这一现状。

臣尝立法清理，虽未收厘革之功，亦稍有规正之渐，法严人之所畏也。

法轻则易犯。

臣律例欺隐田粮罪，止满杖其田入官，所欺税粮依数徵纳，若诡寄、影射并受寄者，罪如之。

王崇古尝试在正在修纂的《大明会典》上增加了欺隐田粮罪，而且进行了执行，但法严则成害，法不严则易犯，这个力度王崇古在几年的时间里，进行不断的调整，最终仍然未收厘革之功，这让王崇古焦虑不安。

考中功名前的王崇古是个行商，他走南闯北，去过草原，也去过江南，虽然水土不同，但都是存在相同的问题。

正、人者之不正，就是政，但是法度在这件事上，没有好的办法。

王崇古从唐龙的‘均田役之法’中，得到了灵感，灵光乍现，壮丁数为何要跟人头税挂钩呢？

进行一次彻头彻尾的普查后，把人头税直接摊在田亩之中，而后就不再增加田亩的人头税了，鼓励生育的同时，将数目繁多的田赋、劳役全都合并到田赋上，减少苛捐杂税和巧立名目。

张居正心心念念的一条鞭法也可以得到推行了，想要一条鞭（编）法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将税目简化是基础，如果不把人头税摊到田上，恐怕一条鞭法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设计再好的制度，也不能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