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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章 耶稣会士来华与中国地图（第3页）

例如，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形成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江南官僚地主的私家园林建设非常发达，明式家具也闻名世界。

利玛窦这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其在地图绘制上的探索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元素。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本土，深入探寻中国地图的发展脉络。

传说时代，地图就是中华祖先的必备之物，中国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画像中分别持有圆规和直尺，它们是测量和绘图的工具。

战国时期，中山国古墓发现的铜版地图，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

西汉时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水系地图，与湖南地区的湘江西江流域的水系流向非常相似。

西晋时期，裴秀总结了地图的六项法则，和现在地图的比例尺、方向和图例基本接近，他绘制的《禹贡地域图》是中国目前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新模式，它以区域划分和地理特征为主要内容，为后世的地图绘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宋代，地图上的计里画方，相当于今天的经纬度和方里网，宋代的《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南宋时期的《平江图》和现代苏州城内的结构几乎一样。

明清时期，地图绘制进一步发展。

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自制《万国图志》，后来李之藻汲取其西方世界地图绘制方法，绘制成《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绘制地图时，将子午线向左移动170度，把亚洲东部居于了世界地图的中央，中国就位于图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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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大帝聘请西洋传教士经过经纬度测量、三角测量等方法绘制而成《康熙皇舆全览图》。

中国航海图的发展也历史悠久。

宋代已有简略的海图，如《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等。

明代是我国航海图测制的兴盛时期，现存最早的古航海图是明代的《海道指南图》，还有“山屿岛礁图”

和《海运图》等。

其中，《海运图》用于当时南方运粮到北方。

最着名的当属《郑和航海图》，它是根据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

积累的经验和资料编制而成，该图的绘制风格注重写实，沿袭中国传统山水画地图风格，对有关地形、地物采用对景图式画法，还对航行途中的障航物、山峰、岛屿、浅滩等作了明确提示，显示出明代早期航海者对海外航路的地形水势已有相当熟练的掌握。

古代绘制地图，早期主要依靠简单的测量工具和实地观察，来描绘地形轮廓和主要地物。

随着技术进步，逐渐出现了更精确的测量手段，使用罗盘定向、步测距离等。

在绘制过程中，注重对山川、河流、道路、城池等重要元素的表现，并通过符号和颜色加以区分。

中国军事地图方面，在我国现存古籍中，较早阐述军事地图的是《管子》的地图篇，其中强调了军事地图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日益认识到地形对作战胜败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军事地图的产生。

1973年12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三幅彩色地图中，有一幅是标有军事状况的《驻军图》。

这幅图的年代在距今大约二千一百年前的西汉，不仅是我国目前传世最早的军用地图，也是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早地图。

它反映了汉初长沙王所在诸侯国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测绘水平高超，对守备范围内的主要山脉走向、山谷通道、水系及其流向、居民点位置等地形特征都有详细显示，还用彩绘标出了河道、部队分布区域、军事工程建筑、道路等。

其比例大体相当于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图的定向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和今天的地图相反。

这幅图在绘制中反映了多线式部署兵力、重视组织指挥和利用地形条件等思想特点，还重视指挥部设置、通信联络和后勤保障以及对居民点状况的调查等。

在旧中国，地图测绘事业面临诸多困难。

但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地图测绘事业走上正常发展道路，并逐渐与世界测绘和地图制图的发展保持一致。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地图技术发展迅速，卫星技术突飞猛进，改变了依赖国外卫星遥感的状况。

如今，中国在三维地图表达和应用等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且AR地图等新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对中国地图的绘制有着严格规定，以确保中国领土范围及其形状特征、国界线、重要岛屿等的准确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地图的绘制技术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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