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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魏晋佛教200年（第2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大约在公元300年左右，敦煌的石窟开凿逐渐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

工匠们的技艺在实践中不断精进，佛像的造型开始变得更加端庄优美，比例更加协调。

公元350年前后，壁画创作成为敦煌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壁画内容丰富，除了佛像，还出现了佛教故事场景的描绘。

色彩运用上，从最初的单一色调逐渐变得丰富多样，以展现佛教世界的神秘与庄严。

公元400年左右，敦煌佛教艺术迎来了一个小高峰。

一些大型石窟开始出现，内部装饰更加华丽。

佛像的雕刻更加细腻，神态更加生动，仿佛具有生命。

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场景更加宏大，充满了故事性和感染力。

这200年间，敦煌佛教艺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粗糙到精美，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它不仅是佛教信仰的表达，更是艺术创造力的结晶，展现出一种宏伟而神圣的气势，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讲完了这200年敦煌佛教的大致发展脉络，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这200年内历朝历代的百姓，朝廷又是如何接纳和发展佛教。

公元238年，三国时期的曹魏，西域高僧康僧来到洛阳。

落脚于白马寺，这座古老而闻名的寺庙成为了他弘扬佛法和翻译佛经的重要场所。

康僧铠开始专注翻译《无量寿经》。

这部经文描绘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和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妙。

当时的皇帝曹叡，忙于处理军国大事以及应对各方势力的争斗，对于康僧铠的到来起初并未给予过多关注。

然而，当《无量寿经》在民间逐渐传播开来，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后，曹叡也有所耳闻。

但鉴于当时的局势复杂，他未对康僧铠的传教活动进行明确的支持或反对，采取了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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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反应则各不相同。

一部分饱受战乱之苦、生活困苦的百姓，听闻经文中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曙光，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纷纷前往白马寺聆听康僧铠的讲解。

他们在佛法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希望能从苦难中找到解脱的希望。

而另一部分民众则对佛教持观望或怀疑的态度，认为这只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对现实生活的改善并无实际作用。

但无论如何，康僧铠的到来和《无量寿经》的传播，在当时的社会中掀起了一阵波澜，为三国时期的宗教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色彩。

公元286年，竺法护在长安等地译出大量佛经，如《光赞般若经》等，引起极大轰动。

竺法护祖籍月氏，世居敦煌，对佛法热忱且天赋极高，早年游历西域诸国，收集众多珍贵佛典。

其译经经费来源或许有佛教信众捐赠，也可能获地方权贵或寺庙支持。

当时晋武帝司马炎，其对竺法护译经活动相对宽容之态，未直接支持或阻止。

从生产力角度看，竺法护佛教思想传播改变人们思维与价值观。

部分人受其影响注重内心修养和道德规范，更平和勤奋；但也有人或因沉迷宗教而忽视生产。

竺法护活动包括组织讲经法会、讲解经文、答疑解惑。

信众抄写、诵读佛经。

当时佛教的盛行与儒家思想有冲突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