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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商人的变通哲学（第1页）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优秀的商人在处理各种事物时都要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因势利导，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一格，甚至逢大势不践小诺，处大事不拘小礼，从而达到变则通，通则灵，灵则达，达则成的理想效果。

1．勇于创新，打破常规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发展。

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观念、理论的创新。

诸如人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以及银行汇票、转账结算、旅行支票等都早于西方。

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自然包括着其创新的因素在内。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

创新就是发现、发明、创造、进步。

旅蒙商是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

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

当时，在平定噶尔丹部叛乱战争中，大军云集，所有采运粮饷以及购办各种军需之事均需借助商人，所以清朝曾组织了一部分商人，跟随清军征战，深入到漠北蒙古高原地区，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

同时，由理藩院另设一营，随军商人即在营中与牧民进行贸易。

清军每营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贸易之事。

随军商人从蒙古各部各旗收购来的物品，也大多作为军需物资供给军队。

征讨噶尔丹清军中的这种随军贸易，后来逐步扩大到清朝驻扎在蒙古地区的驻军中，他们除了给部队包办粮草、贩运马匹和供给其他军需物资、生活用品外，还和当地的蒙古王公贵族、广大牧民开展贸易。

这些进行随军贸易的商人，被当时的清廷命名为“皇商”

。

他们大多数是来自晋商的“官商”

，即“龙票商人”

，也有一部分是“民商”

。

清王朝平定蒙古后，清军虽退回内地，而一些山西商人则趁机留在了蒙古，继续与当地蒙古族人进行交易，于是，在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遂成旅蒙商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

这些人，除了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外，还在草原与蒙古人进行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很有势力的商人。

由于蒙区不流通内地的银钱，只能以物易物。

旅蒙晋商针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单一粗放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漠北社会对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内地出产的粮食、布帛、烟茶和手工业产品等迫切需要的状况，在内外蒙等漠北地区的商务活动采取了因地制宜，以货易货的方式：他们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冬春牲畜瘦弱，牧区青黄不接，采取不等价交换等手段，向牧民高价赊销生活必需品，以低价预购牛羊和畜产品，以购小还大、购大带小等放账计息手段，牟取高额利润。

著名的大盛魁商号，是晋商中对蒙商贸的最大商号，大盛魁从内地采购的蒙区所需要的砖茶、布匹、调料等，然后交换蒙区的畜牧业特产牛、羊、马供应内地。

大盛魁交换贸易，在自己换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促进畜牧业自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对沟通漠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带动当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无疑，晋商是充分利用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差别和互补，大获其利。

旅蒙商在蒙古地区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四种：一为通事业；二为居闻业；三为杂货业；四为谷蔬业。

所谓通事业即指专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包括吃穿所需，均靠从事此业者。

王公需用钱款，也由此业者先予以借垫，月息三分。

一年之内，还本概不取息；一年之外，则须偿还息金。

若遇三年，则利上加利。

凡由从事此业者借出之款，每到偿还期，各旗王公均以牛羊马匹、骆驼等作价抵充。

通事业者便将这些牲畜贩回归绥，以此获得厚利。

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均为山西人。

而尤以大盛魁为最。

大盛魁极盛时，雇员多达数千人，运货骆驼数万峰，尤以砖茶和烟草普遍受蒙民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