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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都寒士02（第2页）

他们看着流行的信仰和实际，就随声附和，自觉着若不反对世界，世界总要是他们的伴侣。

这种舒舒贴贴地默许甘从，新的世界思想实与他不能相容。

新思想必须的，是一种知识的超脱，一种孤独发精力，一种能在内里主宰世界的力量。

不乐于孤寂，新思想是不能得到的，但是若孤寂至于与世隔绝，全灭亡了愿与人结合的志愿，或若知识的超脱弄成骄傲轻蔑，也必不会切当如意地得到他。

对于人事的有效果的思想所以不普通，大多数的理论家所以不是趋俗合习，便是无成效，都因为既得知识的超脱又不与世隔绝，这件事大不容易。

我想张中行是看过这样的文章的。

至少从他的随笔里，我们能对照出这些思想。

罗素的意识是融化到他血液里的。

读罗素的最大收获，一是觉出先前人们唯道德的话语方式是有问题的，不能发现人的本然的存在；二是能在一个空旷的世界里注视问题，什么是实有，什么是虚无，都可以自行判断；三呢，是懂得人的有限性，对万能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

怀疑主义，乃治学的必备意识之一，所谓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层面上，他和胡适的思想又交叉到了一起，有了中土的意味。

罗素从学理上教导他大胆地疑，胡适则让他体味到行动选择的意义。

北大教授在此领域有贡献者，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罗素的人生过程，比他的学术更能吸引张中行，比如多次的婚姻选择，对教会的态度。

他的生平传奇的色彩对青年张中行而言更为有趣。

张氏后来精神上的浪漫和不为俗物所累的洒脱，都和罗素的暗示有关。

我多次听他在男女爱情选择上的看法，完全是西式的，老朽的东西甚少。

人是自己的主人，大可不必为外在虚幻的理念所扰。

生命承受的应是自己所创造的快乐，没有自选的快乐，别人是不会赐给另一类的幸福的。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懂得他后来对政治疏远的原因。

在动荡的年代，能以较为冷静的心判断事物，实在是大难的。

他沦落到社会的边缘里，冷眼地看着世界，成了流行色的拒绝者，都和早期北大的知识训练有关。

罗素的思想被真正人生化，且流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他是个典型的代表吧。

在《负暄续话·彗星》一文，张氏写道：我喜欢读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著作，因为就是讲哲学范围内的事物，也总是深入浅出，既有见识，又有风趣，只有板起面孔讲数理逻辑的两种（其中一种三卷本的与白头博士合著）例外。

这位先生兴趣广泛，除了坐在屋里冥想“道可道”

“境由心造”

一类问题之外，还喜欢走出家门闲看看，看到他认为其中藏有什么问题，就写。

这就难免惹是生非。

举例说，一次大的，是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英政府让步，说思想自由，难得勉强，只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说想法不同就要吵嚷，于是捉进监狱，住了整整半年。

就我所知，还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里搬了，房主提出补充条件，是住他的房，就不要在那里宣扬某种政治主张，于是以互不迁就而决裂。

上述的描述，写出了罗素的纲要，一是有自由的理念，二是有科学的意识，都是中国人难做到的。

张中行其实更看重的是罗素的人性化的趣味，这在他看来，更为重要，也是大不易的。

所以他又说：

且说罗素这篇怪文，开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个彗星，我要说现代人是退化了”

（意译，下同）。

现代人比古人退化，这是怎么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关系方面看，古人近，现代人远了。

证据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经看不见充满星辰的夜空；就是行于村野，也因为车灯太亮，把天空隔在视野之外了……他慨叹说：“与过去任何时代相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功化了。

这有所得也有所失。

人呢，以为这就可以坐稳宝座，而其实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点精神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