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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诗文（第2页）

这也是古人所说“无为者”

亦有妙处的效应。

在那样的时代，真有点不可思议。

他的工作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也常常抗上，不通人情。

在一些敏感的时期，他的出格的举动也惹怒了一些上司。

可是因他的特殊的身份和资格，只是没有被开除，不过始终做一个普通的编辑而已。

而这，对他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安于平淡反而拥有了一份尊严。

我知道他一直从事编辑工作，最早接触的他的书籍，是其编辑的《形象思维》。

这是本特殊的资料的汇编，很有分量。

理论兴趣和知识的跨度都在此书流露出来。

那前后他参与了许多报刊的编辑，对文艺界的情况十分熟悉，可是自己绝不写任何作品。

我曾经问过他何以如此，回答很简单，表达的空间太沉闷了。

我才知道，我的父辈们，过去“没法写作”

，后来是“写作没法”

。

他们沉默中的苦楚，现在的青年大抵不太知道了。

《形象思维》问世于197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

此书信息量很大，讨论的都是些文学本体论的东西。

那正是文坛拨乱反正的时期，他和同人们在中外文学史料里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资料，将其一一钩稽出来。

这一本书在当年深深地影响了我，那些文字不都是理论的教条，和流行的观点毕竟有些区别，有相当的深度。

书中涉及古希腊的审美话题和文艺复兴的思潮，及五四的思想运动，可谓色彩多样。

钱锺书的《管锥编》就有点这样的连缀方式，陈言似乎很喜欢这样的结构，以致他的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也保持了这个风格，是实在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杂学中思考问题的他，比那时候的许多大学教授要高明许多。

他厌恶学院派的教条，对作协系统的赶时髦的风气亦多微词。

他在那时候主持《当代作家评论》，实在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组稿的时候，一些出格的理念也暗自藏在其间，那也是刊物有虎虎生气的原因。

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想法，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读研究生时我的外语并不好，却也试着搞一点俄文翻译，他看到我选择的对象，持反对的态度，以为问题很多，价值不大，并说有些斯大林时代的印记，我便放弃了。

他自己属于左翼出身的人，但对内中的问题看得很清。

我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左翼作家的悖论，涉及茅盾、丁玲等人的难题，王实味之死，等等。

从创造社开始讲起，对郭沫若、阿英等人的谈论很热烈。

自然，我们的看法不太一致，可是我自己思想的转向的确是从与他的谈话开始的。

我那时候便决心研究鲁迅的文本，可是因为学识浅薄，一直不敢落笔。

是他鼓励了我，我才有了到鲁迅博物馆工作的选择。

他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强调，要走出文坛的误区，必须从梳理创造社、太阳社的文学观念开始，对左联和解放区的文艺也要深入地检讨。

涉猎此类话题时，并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拷问文艺上的排他主义何以形成，文艺的表达为何单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