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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的流行（第2页）

它以系统、宏阔的架势，似乎要直指社会生活中的所有重大事项，并且很快赢来了声名。

而日益走向主观的深化、逐步失去“轰动效应”

的小说创作，不可能不回瞻生活。

与此并行的通俗文学销路大畅，使纯文学的创作大惊失色。

其他文学样式带来的新的冲击，不能不给小说创作带来一定的启示。

这也是促成“新写实”

兴起的一个原因。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1985年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心态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段时期内，各种“热”

“风”

“浪”

“潮”

盛行，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把握住自己。

我们的现实生活状态到底如何，这需要小说家们十分冷静地对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形做出客观的表述。

也就是说，小说家们必须重新正视生活的实际内容。

因此，强调对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的逼真、逼近的客观表现，就成了小说创作的必然内容。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上去看。

文学培养了自己的读者，同样读者也在培养着文学。

如果不是过于主观地强迫读者走进自己的创作视野，甚或是根本不去顾及读者的感受存在，那么势必就要给读者必要的理解和尊重，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品，然后认可作品所表现的内容。

“新写实”

的兴起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它如何认识传统的现实主义，它对生活所选择的不同观察角度等，这里不加详述。

“新写实”

的兴起，是1986年后的事情。

尽管我们可以从在此之前的朱晓平、阿城等人的作品中找到“新写实”

的影子，但它的兴起，恐怕还得从山西青年作家李锐的短篇系列《厚土》算起。

1986年底，《厚土》系列在几家重要文学刊物同时刊出后，反响强烈。

作品写的是知青生活，但写法与以往的知青作品大不相同。

作品力图摆脱今天对过去生活的主观评价，直指人的生存状态，尽管并没有彻底抹去主观评价的痕迹。

随后，池莉、刘震云等人推出了“新写实”

的力作《风景》《烦恼人生》《新兵连》等。

这些作品为文学创作关注现实、直面人生带来了活力。

1988年1月，《青年文学》和《小说选刊》联合召开“刘震云作品讨论会”

，与会的北京批评家们对正在兴起的“新写实”

给予了热情的关注，认为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新的文学现象，并做出了理论上的初步阐述。

此后，《天桥》（1988年）、《伏羲伏羲》、《单位》（1989年）、《白涡》（1989年）、《艳歌》（1989年）、《远方来的青海客》（1989年）、《宣传队》（1990年）、《毛雪》（1990年）、《半边营》（1990年）、《一地鸡毛》（1991年）等作品，使“新写实”

蔚为大观。

文坛上既有了“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