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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兴的诗歌精神（第2页）

“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礼记·王制》），得到王风皞皞的冲和气象；“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国语·周语》），更视为讽颂以察。

“诗”

的为乐吟唱与政事巡察历史性地结合在了一起。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乐歌原本是为了说明政治，现在却变成了对政治的“干预”

。

白居易所说的上“以诗补察时政”

，下“以歌泄导人情”

（《与元九书》）的两种社会效果发生变化，所谓的“群唱”

转为个体的“咏诵”

（朱自清《经典常谈》）。

各类社会阶层中的人物，为了对社会现实的变故提出自己的补救办法，利用“诗”

这个现成的武器来讽谏颂赞、触类旁通，渐就成为言说的习惯。

这样，赋他人之诗以言己之志，即所谓“赋诗言志”

，就成了春秋时期用“诗”

的主要特征。

应该说，春秋时人的“赋诗言志”

风气，相对于“诗”

的创作活动来说，也是一种有着极具思想情感的再创造活动。

“诗”

多为周诗，它反映的是周代的社会风情。

即是说，周代统治者的愿望要求和社会风尚影响了“诗”

的创作。

而且就“诗”

本身来说，大部分诗歌是“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过”

的，并没有自觉提供清晰鲜明的艺术形象。

“赋诗言志”

显然是对这些概括性内容的灵活而具体的运用。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癸）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

恶识宗？’”

杜预注云：“言己苟欲有求于庆氏，不能复顾礼。

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

“断章取义”

是“赋诗言志”

的基本方法。

利用大家熟识的诗句来说明深厚广泛而又切合实际的内容，这实在是一种再创造的活动。

只是这种再创造活动的结果，这种与社会生活相比照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用，为了政事言行。

在《左传》里，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

赋诗各言其志，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