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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长成一棵树（第1页）

84年，刘醒龙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

一个写作品的人和一个编作品的人，迟早会遇上。

时间似乎长了些。

与刘醒龙的交集，要等到1991年的初春，起因是刘醒龙把一篇七万来字的中篇小说《威风凛凛》寄到了《青年文学》杂志。

征得编辑部同意，我专程到湖北黄冈（那时为黄冈地区）找刘醒龙谈修改意见。

那个时候，刘醒龙从英山县调到黄冈地区群众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才一个来月。

据他后来说：当时在黄州城里，能认识他的不到十个人。

而我从武汉坐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前来，问到的第一个人，居然说认识刘醒龙。

这一凑巧，如今看来，也是我和刘醒龙的缘分注定。

经过修改后，《威风凛凛》就在《青年文学》第7期上发表了。

紧接着，我编发了他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和《凤凰琴》。

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在十个月之内连续发表一位并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三个中篇小说，在今天也是罕事。

但《青年文学》做了。

至今，我们当初上冯牧先生家，请冯牧撰写《村支书》同期评论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青年文学》自1982年创刊后，就有一个惯例，编辑部看中的、要发头题的作品，会去请一位在文坛上有影响的评论家撰写同期评论。

为了《村支书》，主编陈浩增、副主编黄宾堂和责任编辑我，在1991年10月初，拜访了冯牧。

冯牧先生年事已高，但思路清晰，精神很好。

他了解来意后，有些无奈地说：“我现在握笔都费劲，你们看我这手。”

冯牧的手在不听使唤地颤抖着，就像手里攥着一个活物。

“等我看完作品再说。”

五天后，我收到了他颤颤巍巍亲笔写下的关于《村支书》的四千字评论：《催人奋进的发人深省之作》。

冯牧先生提携文学后进的真挚和诚恳，让人感怀。

给刘醒龙带来广泛声誉的是发表在《青年文学》1992年第5期上的中篇小说《凤凰琴》。

小说一发表，就好评如潮，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

《凤凰琴》的推出，不仅使民办教师群体受到关注，更是对当时全国二百万民办教师转正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后来，我还陆续编发过刘醒龙的其他作品，包括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还有他很看重的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

刘醒龙的其他作品，我大体也熟悉。

通过对刘醒龙作品的理解，梳理刘醒龙的创作脉络，是一个值得琢磨的话题。

现在的刘醒龙，无疑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棵树，一棵枝繁叶茂、果实丰硕的大树。

但是，这棵树在文学丛林里生长了这么多年，它的纹理结构，它的姿势形态，它的来龙去脉，不是靠简单的评断就能明了的。

我在想，我们与其要说他是一棵什么样的树，不如去打量这棵树为何长成如今的样子。

一

刘醒龙开始发表作品时的1984年，正值中国社会拨乱反正方兴未艾之时，思想解放借助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正如火如荼。

新时期文学深孚众望，突破一个又一个题材禁区，有力拓展着文学的表现疆域；各种国外的文学思潮，因应改革开放的情势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文坛正满腔热情掀起此伏彼起的喧哗与骚动。

刘醒龙创作一开始，就感受到了社会与文学桴鼓相应的这一浓烈氛围。

在创作题材不断开拓和表现方式花样翻新的前提下，随之而来的是“寻根文学”

的提出和深化，以及年轻的先锋作家在叙述语言、文体革新上的试验和探索。

所有这些，无疑启发了刘醒龙对生活本土的文化探寻，撩拨了他用直观感受力彰显文学才情的创作冲动。

对生活本土的文化观照和诗意化的文学感知，给刘醒龙早期的创作打上了本土情怀和先锋姿态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