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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兴的诗歌精神（第3页）

赋诗各言其志，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

秦师乃出”

等记载，说明了这一点。

孔子归纳了陈诗、讽颂和赋诗言志的基本内容，概括出了学诗、用诗的原则规范：“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

这是对早期用诗的实用性精神的高度理论总结。

战国时期，随着百家争鸣的隆盛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赋诗言志”

的内容日益淡化，用《诗经》来议论政治、言谈生活的风气逐渐消失。

而“引诗证理”

的习气则进入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

孟子的“以意逆志”

“知人论世”

的方法和荀子的“明道”

“征圣”

“宗经”

的思想，并非帮助人们去认识《诗经》的审美价值，而是用《诗经》来宣传他们的教义主张。

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对《诗经》的解释和应用，完全被纳入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经学轨道。

从此关联社会生活的生动而活泼的实用性的用“诗”

精神，被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利用所替代，对《诗经》的理解，也因此而步入歧途。

与此同时，诗“六义”

中的“赋比兴”

三义，开始逐渐衍变为“赋比兴”

手法。

诗“六义”

的提出是早期实用精神的产物。

最早记载诗“六义”

的是《周礼·春官》，但并未指明诗“六义”

（文称“六诗”

）各义的大意。

《诗大序》也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的相同排列次序。

孔子曾多次提到“兴”

。

与其说孔子把“诗”

当作一种精神性的观念实体，不如说他是把“兴”

看作是追求这种观念实体的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状态是一种与政治道德和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牵动主客观认识的能动状态。

很显然，诗“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