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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之爱（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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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很喜欢出去旅游，但是因为工作忙，即使出去也跑不了多远，一般最远也就是去两天能打个来回的地方，所以经常想着哪天休个长假，去国外看看，尤其是风景特优雅、环境超宜居的北欧都市。

比如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当然也少不了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下面这个故事，就和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关。

这个故事不是流程最长的，但是我经历过的事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

我是2007年入职的，早在我进中心之前，这件事情的前奏就发生了，而当时的经历者正是我们中心前主任D主任。

据D主任回忆说，早在2006年秋天，一个小伙子就抱着一个很小的孩子到中心来检测过，当时是她亲自接待的。

现在时间过去很久，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完全不记得小伙子长什么样了，D主任只记得当时他和很多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人一样，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就焦急万分，心神不宁，等结果出来后就喜笑颜开，拿着结果欢天喜地地走了。

因为鉴定结果是：匹配。

当然这种人生悲喜剧，在我们中心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完全不足为奇。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奇葩的后续事件，这个小伙子肯定会被我们淡忘，而D主任也肯定不会回忆起他来。

后续事件发生在六年之后，也就是2012年。

某天，一个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冲进我们中心办公大厅，径直来到前台，圆目怒睁，朝满脸堆笑正欲站起来迎接的前台妹子大声质问道：“D主任呢？我找D主任有事！”

当时D主任已经退休，前台自然微笑着解释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咨询她们。

男子很生气，说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极度不负责任，检测机器也有问题，害得他好惨，说D主任工作有很大失职，要求前台妹子联系D主任，说他这个事情必须要D主任出面才能够解决。

当时男子火气很大，前台苦劝不听，场面一下闹得有点失控，而当天新主任正好又休息不在，这个时候中心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望着一个方向——杨姐的办公室。

果然，杨姐办公室的门“砰”

的一声打开了。

大姐大杨姐带着王霸之气，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了出来，我和涛哥等其他几个有独立办公室的鉴定师（除了当时有委托人在不方便出来的鉴定师）全部都鬼鬼祟祟地跟着出来看热闹。

杨姐大步走上前去，简单问了下前台情况，就朝正焦躁不安、咆哮不已的男子大声道：“先生，您先别冲动，D主任已经退休了，不在本市，我们暂时也联系不上她，您如果有什么事情和我说就行。”

男子怀疑地看了杨姐一眼，道：“你是什么人，说话能算数？”

杨姐肯定地说道：“我是中心副主任，主任今天休息不在，有什么事情和我说，我尽量给您解决！”

男子鼻子里哼了一声，点点头不再说话，跟随杨姐走进她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在两个人进去后就“砰”

的一声关上了，留下大厅里一群不明真相、大眼瞪小眼的吃瓜群众。

一会儿工夫，男子就走了出来，虽然余怒未消，却也没有再多做纠缠，直接出了中心大门。

片刻之后，我就被杨姐单独叫进办公室。

她怕我担心，直接将情况告诉了我。

原来这个男子在几年之前就来中心做过鉴定，当时是D主任接待的，男子因为妻子某些不寻常的举动，因此怀疑孩子不是自己新生的，可最终的鉴定结果却是匹配。

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男子那时也非常高兴，回去把对妻子和孩子的愧疚变成了关爱，将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但是几年过后，也就是前段时间，男子发现妻子出轨了，在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之后，妻子告诉了他实情，而且还透露了一个让他无比崩溃的消息：孩子很可能不是他亲生的！

于是男子迁怒到之前帮他做鉴定的D主任，认为鉴定结果肯定有问题，害得他戴了几年无辜的绿帽子，便跑到我们中心要讨个公道。

杨姐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因为男子正在气头上不愿意多谈，只说肯定是我们中心的失误，要我们中心向他道歉并赔偿他的损失。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杨姐一方面让男子回家取孩子的检材再做一次鉴定，另一方面让中心调出之前的档案，并让我打电话给D主任，询问其是否记得这么一回事。

档案调了出来，电话也接通了，都确认了有这么回事。

杨姐安慰我，要我别急，说等男子带着检材来鉴定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还好没有让我担心太久，第二天一早，男子就来了，当然是做加急鉴定，结果一出来，我和杨姐却傻眼了：鉴定结果居然是排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理说，如果是相同的两个人，不管时间过了几年，结果都不可能正好相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