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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杀不杀（第2页）

可见经济发达程度对于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有多大。

2000年4月1日，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金陵御花园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

案发后，四名18—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个年轻人死刑。

她认为死刑已经挽回不了她家人的生命，如果判处这四个年轻人死刑，这四个年轻人就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

但是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四名被告人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2011年7月22日，挪威奥斯陆西北部的一处岛屿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近90人死亡，多人受伤。

2012年8月24日，挪威法庭对嫌犯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其“恐怖行为”

和谋杀罪名成立，判处21年有期徒刑。

这是挪威法律中最严重的刑罚。

降低死刑适用率并最终废除或实际废除死刑，也是我国法院一直在努力的现代化目标，但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仅需要法官对于死刑适用的正确理解，还需要民众和舆论对死刑目的、意义的认识上的提高，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中世纪的英国，如果一个七岁的小孩偷了面包，就可能被当时的法庭判处死刑，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显然是匪夷所思和惨无人道的；20世纪80年代严打运动开展时，群众都拍手称快，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那时的严打的确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从统一收回各地高院死刑复核权，再到先在一些经济犯罪里减少死刑的适用，包括集资诈骗、贪腐类犯罪，这都是慎用死刑、少用死刑的具体立法改革。

当这些立法改革刚出台时，大多数民众依然还是不能理解，有的甚至觉得是在包庇纵容这些犯罪分子。

但这些年实施下来，民众也慢慢接受了。

对于潜在的犯罪人来说，当他已经冷静地准备好要实施犯罪时，他已经把死刑计入犯罪成本了；对于突发性的犯罪人来说，实施犯罪当时也无暇顾及死刑的威慑；而对于已经实施了犯罪的被告人来说，死刑的威慑力也许还不如终身监禁。

所以，死刑对于控制犯罪率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冷静的法官可以认识到这一点，被害人家属冷静下来也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是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杀人偿命的古老观念，折磨着被害人家属一辈子的生活。

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冷静和理性，因为所有的苦只有他们自己承担。

宽容和悔改需要时间，但杨光毅肯定是等不到了。

（2020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