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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会见次数为零（第1页）

前天看到律协发了个通知，全名是《关于进一步调整律师会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通知将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在看守所会见被告人的次数调整为侦查阶段、审查起诉和一审阶段各三次，二审阶段一次。

我刚把这条消息发到朋友圈，就有几个客户留了言，其中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太太说：五个月了，我一直没机会让律师进看守所和我女儿说句话，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活到和她见面。

还有多少被告人家属已经超过五个月没有和被关押在里面的亲人说句话了？

刑事律师都知道，一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从被刑拘到一审判决，在看守所短则三五个月，长则一两年，甚至抓了之后在看守所待两三年的也大有人在。

新冠没来前，律师与被告人的会见在正常状态下假设每两周一次，假设一个案子一审诉讼周期为一年，那么律师与被告人的会见次数至少24次，如果一次会见以一个小时计，则至少24小时。

遇到罪名多、起诉事实繁杂的案子，会见小时甚至会达到50—100个（当然也有简单的案子会见小时会少一些）。

作为辩护人，与被告人的有效通畅交流是成功辩护的基础。

但在新冠时代，这一切都被改变了。

新冠来临后，以防止疫情扩散的名义，各地监管场所都对律师与被告人和服刑人员的会见进行了大幅度限制。

以上海为例，上海针对律师会见被告人次数的原则规定是侦查阶段二次、审查起诉和一审阶段各一次，这样到一审结束的诉讼阶段律师会见被告人的全部次数加起来也只有四次。

这种会见次数的限制似乎对司法机关的人也宣布过，但后来慢慢就变味了，比如十四天的隔离期只限制律师，甚至有的被告人在隔离期内就有承办来提审过。

可怜的律师区区四次会见，还每次都被限制在1个小时内，如果再减去有时因为提人浪费掉的时间，整个从侦查到一审的诉讼过程，律师与被告人能见面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4个小时够律师干嘛？估计再睿智的律师在这4个小时里也只能做做如下的工作了：嗯嗯，我是谁谁谁，你就同意委托吧，你不同意就是浪费时间；这事儿是你干的吧？是就不多说了；警察来做笔录千万记住不是你说的话不要签字啊，不是你做的事情不要承认啊，如果哪个警察打你记住他的警号啊，什么？已经做了三四次笔录了？你都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靠，那我律师如何帮你？嗯嗯，案卷材料我看了，你对起诉书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行了；啥？你要辩无罪？这些事情你都没干过？你把事情和理由说快一点，电脑、手机也不给我带进看守所，你讲那么多我咋记得住？捡重点讲，我们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IP、IC、IQ卡，统统告诉我密码，哦，这不是我要的，是你老婆要的，啥？

你老婆万一要和你离婚咋办？这个我帮不到你。

“新冠”

给律师会见带来的限制，首先干掉了一波生活律师。

那些靠给里面和外面的人传话过活的看守所门口的律师，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漫长的侦查阶段律师只能进去会见两次，收入相比从前缩水了十分之九，就算是奥特莱斯打折也很少看到一折的吧？

会见限制干掉了生活律师后，又气势汹汹地冲向了所谓的“业务”

律师。

这些斜眼看生活律师的业务律师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业务优势荡然无存：每个人只能会见四次，每次只有一个小时，如何施展自己的业务专长？纵使克莱伦斯丹诺再世，估计也会被活活憋死。

最要命的问题是，既然律师没啥工作量了，被告人和他们的亲属凭啥支付费用给律师呢？

划重点敲黑板：刑事律师没收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