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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伍连德（第2页）

2019年，《柳叶刀》发起“威克利·伍连德奖”

，以致敬医界楷模。

梁启超对伍连德的评价是：“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博士一人而已！”

今天回看伍连德在那时能主持实现举世瞩目的防疫奇迹，挽救民众于水火，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有尊重科学、爱惜人才的一批封疆大吏和官员。

从下聘书在海外挖人才的袁世凯，到保荐伍连德为东北防疫总医官的施肇基，都是见过世面、受过良好教育的明白人，官员精英的属性未改，不在乎人才的出身和流派，敢启用真才实学之人。

作为一个仅仅28岁的接受西式教育的年轻人，伍连德即便在今天也很难被随意授予重托，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1908年伍连德刚回国时，陆军部尚书铁良召见他时，又要穿官服，又要戴假辫子，而且不利索的官话让他言不达意，繁文缛节令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他痛苦不堪。

当摄政王要接见伍连德时，施肇基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陆军部宣布授予伍连德陆军蓝翎军衔，也就是相当于西方国家少校的职位。

这样伍连德成了清军军官，免去了很多觐见前的官方手续，还可以穿着军装上殿，不用戴假辫子，对摄政王的问话也不必详细回答。

第二，清廷在防疫这件事情上给予了专家充分的自主权，放手让专家去做专业的事。

施肇基虽然揽下了防疫大臣的名头，但他把主要的工作全部放给了伍连德，积极为伍连德做好配合工作。

为了成功执行分区防疫计划，清廷从长春专门调来了由116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团，交由伍连德管理实施封控任务。

在疫情期间，为了听从伍连德指挥，严格执行封控，1911年1月13日，清廷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

这些措施是如此严厉、如此彻底，以至于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为了防疫，清廷甚至不惜破祖先规矩，专门下旨焚烧鼠疫患者的尸体。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第三，清廷未拘泥于中西医之争，而是务实地让结果和数字说话。

伍连德在疫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哈尔滨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

4%；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

5%；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疫情之后，伍连德还做了一件事，对后世影响深远，那就是他提出组建“东北三省防疫处”

，而清政府最后也同意了。

这个中国第一所防疫机构成立了，就设在清政府消亡半年前的哈尔滨。

伍连德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创立中华医学会，主推创建了北京协和医院，并建成现代化的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创办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20多所医学院校。

他是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

从28岁来到中国，到58岁的30年间，伍连德把自己“thebestlife”

奉献给了中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如今他几乎被遗忘了。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去世，根据其遗愿，他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故居捐献给了中华医学会，至今，这栋楼房还原样保存着。

（202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