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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文论（第1页）

致谢柏梁先生

谢柏梁教授在戏曲史学方面著述颇丰，别开生面，观点独到。

他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就让人开阔了眼界。

该书第二版共4编，40章。

其中第12章是“共和国领袖们的戏剧观”

。

这一章里第一节谈到毛主席的戏剧观，他写道：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对戏曲方向问题留下了两篇纲领性文献：一是1942年为延安平剧院作的题词“推陈出新”

；二是1944年看了《逼上梁山》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

这确实是“文献”

性的。

党中央甫到延安后，毛主席在日理万机、运筹帷幄于民族战争之时，也胸怀另一个战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化。

在1938年4月，毛主席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看演出秦腔《五典坡》和京剧《升官图》等戏时，群众情绪很热烈。

毛主席当场对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们看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

但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

毛齐华指着坐在毛主席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的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

毛主席转身亲切地问柯仲平：“是不是应该搞呀？”

柯仲平说：“应该，应该。”

显然，毛主席感到传统戏的旧内容不适应革命斗争和现实形势的需要，要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改造利用，为革命、为战争服务。

柯仲平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随即组建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

7月4日，是剧团成立之日，当即演出了抗日现代戏《好男儿》。

这出戏是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郑二虎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斗争的事迹。

翌年，剧团演出了马健翎创作的抗日秦腔戏《国魂》，毛主席看后，建议改为《中国魂》。

剧团成立后，条件很艰苦。

为了支持剧团，毛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300块大洋，支持创作演出。

1942年，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简称《讲话》）后，他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指当时边区一些崇洋媚外看不起民族传统的人）瞧不起吗？老百姓都很喜欢。

你们要在哪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蛋壳、花生壳、红枣核、水果皮多的路走，就可以找到。”

到会的很多人笑了，毛主席也笑了，并说：“你如果老演《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此事毛主席在《讲话》的结论部分中明确地谈到《小放牛》的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让人振奋的是，1943年秋天，毛主席在枣园接见了“三贤”

，面对面，促膝相谈，详尽地论述了文艺方向、剧团、创作、演出等问题。

他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

又对柯仲平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

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马髯公’（马健翎）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

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

这很好。

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